前临日夜北流的碧水湘江，后枕古木参天的清风峡口，盛夏的岳麓书院依然是长沙最热打卡地之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前，每天都有许多游客驻足拍照。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为何近代湖南人才辈出？或许可以从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的湖南书院中寻找答案。

岳麓书院、石鼓书院、渌江书院、濂溪书院……遍布三湘四水的一座座书院，如闪烁的繁星，点亮了湖南历史苍穹，至今仍是一个个文化地标，以独特的方式延续千年湖湘文脉。

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四大书院之一。

天下书院半湖湘

公元1167年，37岁的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穿越了大半个南中国来到潭州，岳麓书院掌教张栻百里迎客。

这是他们的第三次见面，朱熹为此足足走了3000里路。之后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就学术问题展开了夜以继日的讨论，成就了湖湘文化史上最负盛名的场景——“朱张会讲”。

湖南本属“南蛮之地”，远离中原，教育落后。但自唐宋以来，随着贬谪文人与宋室南迁，湖南书院得到空前发展。北宋“四大书院”中，湖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位列其中，岳麓书院更被奉为天下书院之首，由此有了“天下书院半湖湘”的说法。

“唐代，在48所可以确定院址的书院中，湖南有8所。两宋时期，创建书院720所，湖南占70所。”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潜心研究书院文化，因此被人唤作“邓书院”。据他的统计，湖南的书院数量在历代都名列前茅。

建于唐代初年的攸县石山书院，曾是中国最早的民间书院。

攸县石山书院是中国最早的民间书院，开创了中国民间书院的先河。

创建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集讲学与藏书于一体。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山长周式，御笔赐书四字门额，从此岳麓书院名满天下。

位于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虽然海拔仅69米，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文化高地。这里鸿儒云集，郦道元、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人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盛况经久不衰。

在中国历史上，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都是地标式的存在，奠定了湖南书院在中国古代书院中的重要地位，更是“天下书院楚为盛”的生动缩影。

衡阳石鼓书院是我国最古老、最著名的书院之一。

传播思想文化之地

书院肇始于唐，经五代，兴盛于宋。

宋朝繁荣的经济为书院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实的物质保障，各地有识之士纷纷修建书院，登台讲学，赓续文化。随着南宋时期理学兴起，书院遂成为理学思想讲学、传播之地。

被后世尊为“理学开山祖师”的濂溪先生周敦颐，曾在汝城担任县令4年，他勤政爱民，在此著述立说，构筑了理学思想基石。当他调离汝城时，有三五千百姓相送，后人建“濂溪书院”以为纪念。

位于汝城县的濂溪书院，为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而建。

最先将理学和书院结合到一起的，则是创立了湖湘学派的两宋时期经学家胡安国父子。公元1131年，胡安国与其子胡宏在湘潭创办碧泉书堂，影响和培养了张栻、彪居正、胡大原等一大批学者，成为湖湘文化的开拓者。

醴陵的渌江书院，是当年张栻百里相迎等候朱熹之处，后来王阳明被贬贵州途经醴陵，曾在书院内的靖兴寺讲学。除了官场失意的王阳明，渌江书院还曾包容过科场失意的左宗棠。

醴陵渌江书院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与长沙岳麓书院齐名。

道光十六年（1836年），24岁的左宗棠多次科考失利后，来到醴陵接任渌江书院山长。当年秋天，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路经醴陵，知县特请左宗棠撰写一副楹联贴于县公馆门口：“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对此大为赞赏，主动邀左宗棠彻夜长谈，后来左宗棠在两江总督府开始接触军国大事，一步步成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而自李唐以降，中国有据可查的数千所书院中，岳麓书院是仅有的延绵千年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的书院。

唐末五代，岳麓山上两位僧人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北宋初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建了岳麓书院。直至清末，朝廷颁行“新政”，废书院、办学堂，在岳麓书院旧址上先后改造或兴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清晰记录了从古代书院到近代高等学堂，再到现代大学的变迁过程，堪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极其珍贵的‘活化石’。”邓洪波感慨。

深厚底蕴孕育湖湘人才

“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清代毛祥麟在《楚才纪盛》中发出如此感慨；湖南人杨度则在《湖南少年歌》中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近代湖南人才的“井喷式”涌现，与湖南发达的书院文化密不可分。

从宋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到清代“中兴将相，十九湖湘”，岳麓书院先后涌现出王夫之、陶澍、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昌济、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

坐落于衡阳市雁峰区东洲岛的船山书院，为清末最著名的书院之一。曾国荃曾将家藏《船山遗书》332卷珍本捐给书院，时任兵部尚书彭玉麟亲聘国学大师王闿运任山长。从此，船山书院名之日显，“海内传经问学者踵相接”，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杨度、齐白石、曾熙等众多奇才皆出此门。

船山书院坐落在衡阳市风景如画的东洲岛上。

渌江书院创建前，醴陵县自清朝开科取士以来仅产生了8名举人。而渌江书院白墙黛瓦的大门里却走出了52名举人与5名进士。从这里走出的左权，投笔从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将领。

曾国藩曾谓，“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据历代书院志记载，石鼓书院遭兵火摧毁继而巨资重修就有8次。石鼓书院培育了李芾、祝咏、易泉、陈宗契、朱炳如、彭良臣等一众品行高洁、清廉勤勉的生徒，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彭玉麟也曾就读于此。

始建于1895年的东山书院，是湖南新式教育的先驱，也是少年毛泽东走出韶山的第一站，他在此写下“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豪言壮语。开国大将陈赓、谭政，革命烈士毛泽覃都曾在此就读。

“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张栻早年在湘潭碧泉书院学习，后创建长沙城南书院，数年后又应邀到岳麓书院担任山长。1903年，城南书院改制为湖南师范馆，后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培养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一大批国家栋梁。

经世致用的报国情怀、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湖南书院文化直接影响了一代代湖湘学子逆袭而起，自江湖而入庙堂，自中国而至世界。

古老书院焕发新活力

“每一个读书人心中，都藏着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一个安顿精神的读书处。”曾任岳麓书院院长20多年的朱汉民在《书院梦》一文中写道。

一折一回，一俯一仰，一步一景，踏入任意一座湖湘书院，都会被其间静心修身、格物致知的儒学意境所震撼。湖南省历史遗产保护智库专家、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罗明从2007年开始调研湖南的书院建筑，当时有19座书院还保留了建筑。

在岳麓书院2024年端午主题活动上，师生齐诵经典。

书院讲究天人合一，多选于风景秀丽之地。罗明发现，早期的书院一般在离城市较远的山林之中，可能办学者认为要有安静的环境才能静心读书。发展到清代后期，书院距城市越来越近，“因为书院教育逐渐成为教育主流，要方便大家求学”。

在罗明看来，书院景观是书院文化的表意方式之一，蕴含着悠远的士文化精神和美学趣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有灵性，所以书院园林喜欢用水体；在植物选择上，喜用桃树、李树、银杏，寓意桃李满天下；还喜用桂花树，意为摘得桂冠，或用当地常见树种，比如樟树。”

2004年，罗明曾跟随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岳麓书院首席顾问专家柳肃参与修复岳麓书院，这成为她一生难忘的回忆。经过近40余年的修复保护，岳麓书院现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悠久、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书院之一。

如何让古老书院焕发新的活力，是包括邓洪波在内的书院人一直思考和努力的方向。在邓洪波看来，书院要与时俱进，了解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在哪里，从而融入时代，“遵从传统不是要泥古，而是要创新，从传统中接收可供我们学习、前进的要素。”

1999年，岳麓书院创建“千年讲坛”，余秋雨、黄永玉、李学勤、杜维明、余光中、金庸、星云大师纷纷在此开讲，轰动中国文化界，也打开了古老书院与现实连接的通道。

2006年，石鼓书院启动原址重修；2010年，石山书院重建；2016年，衡阳市修缮船山书院……一座座重修或重建的书院，成为深受欢迎的文化新地标，其精神内涵也得以重视和延续。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古老书院重新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留住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特质的重要载体。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一千多年来，伴随着湘江北去的日夜涛声，岳麓书院的琅琅读书声不曾中断，湖南书院所延续的湖湘文脉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刘敏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