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湘声报记者 陈彬

　　1978年，16岁的黄捷考上大学，当时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今后的路该如何走。但在大学里，他遇到了著名的法学教授吴祖谋先生以及让他着迷的法学。

　　1993年，受吴祖谋和李双元教授的推荐，黄捷跟随李双元教授来到湖南师范大学参与创办法律专业，并招收了第一批法律专业专科学生和法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6年，湖南师范大学成立法学系，黄捷为第一任系主任，开始本科专业招生。

　　2012年，受父亲的影响，儿子黄惠龙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法律专业。如今已是刑法学硕士研究生的黄惠龙，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子承父业，从事法律实务或法律教学，把法治思维种植到更多人心中。

　　年纪最小的大学生

　　40年前，当得知恢复高考时，15岁的黄捷正读高一。当时懵懵懂懂的他，也没觉得高考有着多大的意义，只是认为高中毕业之后，除了参军、当知识青年下乡、进剧团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黄捷和其他几位学习比较好的同学被学校选出允许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

　　黄捷回忆，当时只初步知道高考分为文理科，但界限并不清晰，因此提前选志愿时既选了中文，又选了数学。他被口头通知考理科，但领到准考证时发现确定的是文科。匆匆调整复习内容之后，黄捷仍然考取了较好的成绩，并参与了体检，最终因还属于高一在校学生而被通知不得录取。老师告诉他，这次是练兵，是为明年做准备的测试活动。黄捷说，“也没觉得失望，一切服从命令。”

　　第二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不再是各省单独命题招考，并由原来的考四门功课改为考五门。这一次，黄捷果断确定报考文科。当时，在全国普遍偏重数理化的背景下，选择报考文科的考生并不多，黄捷最终考上了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的政治专业。

　　去大学报到的那天，黄捷的父亲借来一辆车，把他送到150公里之外的信阳，再坐火车到郑州，转车前往开封。“虽累，但一路充满豪情，有劲。”黄捷说。

　　原本以为同学是一群同龄人，好玩，但黄捷发现，16岁的他成了班上年龄最小的。“班上的同学，有的曾经是知青、复员军人，有的是村干部、剧团演员、工人、卫生院长等，各个行业的都有。”

　　自学做了兼职律师

　　那是一个对知识特别渴求的时代，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黄捷也不例外。

　　有一段时间，黄捷每天读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忏悔录》等。中午时，他经常跑到校园幽静的小树林里朗读莎士比亚的文集。

　　“大家也非常关心政治，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等。”为了调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状，暑假期间，黄捷骑着一辆自行车跑了河南、安徽的10多个县。

　　大二下学期时，黄捷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他遇到了中国著名法学家吴祖谋。“我被他迷住了。他上课没有教材，但课讲得特别好，声音浑厚，语言精准，我像听话剧，感受到了法律知识的魅力。”

　　当时，中国开始恢复重建律师制度，由印度引进的《流浪者》和后来的《人世间》两部展现律师风采的电影广为流传，社会对律师有一种崇拜的氛围。

　　自此，黄捷广泛阅读关于法律的书籍，悉心向吴祖谋请教学习。

　　1982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黄捷通过自学，成为了信阳法律顾问处的一名兼职律师。

　　那时，黄捷感受到，许多人连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的职责都分不清，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有一次，黄捷带着学生去调研，当他拿出律师证向一位村干部询问问题时，这位干部顿时下跪了。“他滥砍树木，以为我是来抓他的。”

　　期待儿子走得更远

　　2012年，黄捷的儿子黄惠龙参加高考。黄惠龙选择专业时，黄捷事先并没有过问。但黄惠龙毫不犹豫地将3个志愿都选择了法律专业。他说，“这些年的耳濡目染，使我感受到当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

　　在黄惠龙读高一的时候，黄捷所居住的桃子湖凤凰山庄被要求拆迁，黄捷认为当时的拆迁活动存在一些不依法行政的现象，于是组织部分在校法律专业大学生开展法律实践，起诉有关方面。黄惠龙当时还是未成年人，但也是原告之一，他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目睹了父亲和学生们为维权而进行的各种活动。该案最终被媒体称为“法律大学生的一堂实践课”，影响甚广，被评为2010年度湖南省十大法治事件之一。

　　在成为一名法律专业大学生后，黄惠龙感受到了父亲作为一位法学教授的情怀，爱学生，以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让黄惠龙更为感动的是，父亲经常为不熟识的求助者耐心细致地分析案例，提供法律帮助。有时，还委托学生免费为其代理。

　　黄捷也会推荐黄惠龙参与代理案件，参加庭审。当黄捷坐在台下，看着黄惠龙在庭审现场大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与对方展开激烈辩论时，他也会为儿子感到骄傲，为之鼓掌。

　　对黄惠龙，以及以黄惠龙为代表的年轻大学生们，黄捷充满了期待，希望通过他们这一代的努力，中国的法治之路更加宽阔，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得到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