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爽秋 湖南长沙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独立第一大队第二队通信兵科”，看到伯父的名字出现在黄埔名录查询系统上时，从深圳赶来的余先生突然失声痛哭。

这是5月25日发生在位于湖南武冈的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旧址中山堂东厢房的一幕。在湖南省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活动当天，收录了近17万人的黄埔名录查询系统第一次面向公众开放，这是目前规模最大最全的黄埔名录数据库。

1924年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东郊黄埔长洲岛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到黄埔去！”成为当时无数青年的心声。

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晶，黄埔军校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湖南有着深厚渊源。湖南被称为“黄埔大省”，除了数量众多的湘籍师生外，这所数易其名的黄埔军校先后有两个分校设址于湖南，近3万名热血青年从湖南走上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

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刺枪防具制作所在为学生制作刺杀训练护具。

两度设立长沙分校

在纷乱的战争年代，黄埔军校与长沙曾两度结缘，分别于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创办长沙分校。

在曾经的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立有“湖南陆军讲武堂旧址”石碑，这便是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的校址所在。1927年3月10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在此举行了开学典礼。石醉六被任命为分校校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夏曦任政治部主任。

正值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高歌猛进，全国各地来长沙投考的热血青年逾万，最终录取1200余人，另招训唐生智部队下级行伍军官800余人，共2000人。

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的学生在野外进行重机枪射击训练。

“学校的政治口号是强调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革命的向左转，不革命的滚出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第六期步科生、湖南和平起义将领蔡杞材曾回忆，当时不少共产党著名人物前来讲政治课，或作时事专题讲演，如湖南大学校长李达来校讲《三民主义》，学校内外贴满了红色的革命标语，到处红旗飘飘。然而好景不长，国共两党矛盾渐趋激化。

因“马日事件”影响，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于1928年7月底停办，但长沙和黄埔军校的联结并未中断。

为了加强湖南抗日力量，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开设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校址设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省立第一中学校内，由蒋介石兼任校长，于1938年3月开始招训学员，专门训练保安团队、地方警察及在乡军官。

这一时期的长沙分校，每期集训3个月，教学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中心，设有三民主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东亚各国历史、抗战地理等，并进行各种演习，培养学员实战经验。武汉沦陷后，长沙分校迁往湘西泸溪县，但于1939年4月底撤销建制，3期共培训学员3270余人。

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两次设立，虽然时间都只有一年多，但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并为湖南抗战输送了训练有素的将士，是黄埔军校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的学生在操控迫击炮。

武冈分校声名赫赫

武冈市第二中学内，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中山堂，以古朴庄严的姿态迎接着前来参加黄埔百年纪念活动的人们，这里便是当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黄埔军校武冈分校）旧址。

1938年秋，日军分两路进逼武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向湖南武冈转移，更名为第二分校。武汉分校中将主任、醴陵人李明灏带着从武汉招考来的学生，从武昌搭火车到湘潭易家湾，徒步来到邵阳武冈。

武冈古城内的张家花园、陆家大院，曾作为第二分校初到武冈时的校本部。黄埔军校研究专家单补生曾在《黄埔武冈分校逸事》中描述，武冈大祠堂、家庙众多，解决了分校各队驻扎的问题，有的家祠前厅后院、广场、两侧厢房，还有戏台及天井，正好供作宿舍、教室、兵器室、贮藏室、集合场。

军校的生活颇为艰苦。学员们回忆，学生入伍第一天，就是剃光头，然后发一个背包和草鞋。背包里包块大砖头20多斤，3个月内“秤不离砣”，之后还逐渐增加重量，因为这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标配，含武器、作战工具等重量的总和。草鞋、赤脚、小皮带，成了第二分校毕业生的特别标识。

训练以实战为主，不按常理出牌。前期主要是体能训练，提高对恶劣环境、病痛的忍受，锻炼胆量与勇气，如冬天洗冷水澡，夏天睡在太阳下，日晒雨淋不准换衣任其自凉自干，独身夜晚去坟地放哨，等等。

据单补生描述，在校期间每周都有实弹射击，每次虽然只是“领弹三，发弹三”，但是上级发给教育弹药极为有限，这些能不断供给学生实弹射击的弹药，多系主任李明灏向附近军师长私下要求支援来的。

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一共设立了9所分校。“第二分校的教育当年是全国闻名的，各战区军、师长纷纷函请校部派遣学员前往服役。”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第十七期学生熊达五曾撰文回忆，学生在校培训时，举凡战斗教练、射击教育、劈刺技能、通信训练及战术课程，无不反复磨炼、精益求精，“一到部队报到，无不大受欢迎”。

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校门旧照。（左）

位于武冈市第二中学内的中山堂，是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旧址所在。唐亚新  摄（右）

“好男儿杀敌去”

一面巨大的同学名录墙，镌刻着23502位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毕业生的名字。来自海峡两岸的许多黄埔后裔到了武冈第二分校旧址，都会在这面名录墙上仔细搜寻。

从1938年至1945年，从第十四期至第十九期，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的办学时间之长和毕业学员之多，仅次于黄埔本校和西安第七分校。

1939年黄埔军校到福建招生，20岁的叶高蔚在作文《为什么要参军》中写道：“国难当头，好男儿都应该站出来保家卫国，哪怕最终喋血沙场，也算是为国家尽忠。”他和同学走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武冈的第二分校。

在抗战最艰难胶着的时期，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的毕业生们大多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在各战场上奋勇杀敌，有的参加滇缅边境远征军与苏浙皖敌后游击部队，像种子一样播撒在民族抗战的各个角落。

“二分校十七期学生孙创业参加湘西会战，牺牲于洞口县竹市镇，年仅19岁；二分校十七期毕业生叶景文率领前哨排参加浙赣会战，全排阵亡，他重伤被俘吊死树上；二分校毕业生李楚翔阵亡于缅甸……”在湖南省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活动上，省政协原副主席、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刘公武之子刘晓在发言中感叹，腾冲国殇墓园里埋葬的大多是湘籍英烈和部分第二分校学生。

“好男儿杀敌去”，在当年被作为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印刷厂和弹药库的法相岩溶洞顶部，学员书写的6个红色大字至今醒目。据学员回忆，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是第十六期学员参加的湘北会战，战后从牺牲学员身上所收集的毕业证章，装了一个竹篓。

1944年8月，日军大举南下，衡阳、邵阳相继沦陷。军校召集全体官兵分三路进行疏散，其后多次转移，最后并入成都军校。日军投降后，第二分校于1945年10月完成了历史使命。

守护黄埔历史

100年来，从彪炳史册的名将到饱经风霜的老兵，一批批黄埔毕业生的人生轨迹，都清晰地折射出一个民族有过的苦难与彷徨、失落与梦想。

“看到余先生突然痛哭的刹那，我有点无措，也很感动。”回忆起查询余爽秋的一幕，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秘书长罗亚君感慨：“我想，这是一种被认证的感觉。”

在武冈第二分校旧址首次落地的黄埔名录数据库，是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民族记忆守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启动于2019年的项目，旨在通过采集、整理、数字化抗战老兵影像资料，传播抗战记忆，传承抗战精神。黄埔军校文献收藏爱好者于岳花费12年时间，收集了150余本黄埔同学录，在此基础上历时两年建成的黄埔名录数据库，目前依然在不断补充中。

“黄埔军校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以‘爱国、革命’为核心内涵的黄埔精神，也是联结两岸的重要纽带。”因父亲是武冈第二分校教官，武冈市黄埔文化研究会会长刘蜀汉从1988年开始参与黄埔相关活动，他曾连任6届武冈县（市）政协委员，通过提案推动武冈分校旧址的保护与利用，“目前健在的黄埔老兵已屈指可数，他们曾用生命守护国家，现在轮到我们守护他们的历史”。

罗亚君来自湖南永州，于2013年加入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在此之前，她曾参与拍摄抗战纪录片，也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寻找中国抗战记忆。她发现西方在回顾二战时，把更多目光放在了欧洲战场，因为当时美国把最精锐的照相兵都派到欧洲，所以欧洲战场影像资料的丰富程度及照片整体质量远远超过中国。

“作为黄埔大省，湖南对关爱抗战老兵和老兵记忆收集整理等方面的工作，堪称全国NO.1，这得益于湖南从官方到民间的不断努力。”罗亚君告诉记者：“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被世界看到的远远不够，我们希望聚沙成塔，树立起二战历史中的华人丰碑。”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刘敏婕

本文参考黄埔军校同学会网站、抗日战争纪念网、《武冈黄埔情》、《刘公武将军纪念集》等资料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