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在近百年的中国史上，“孙中山”是个响亮的名字。但是，如果按照查户口、查档案的方式去查找，结论却是“查无此人”。

　　众所周知，孙中山本名孙文。孙文这名字的来历清清楚楚：1866年旧历十月初六，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孙达成喜得第二子。根据中国传统，添男丁要续入宗谱，孙达成二子的谱名是“德明”；孩子一般要有乳名，德明的乳名是“帝象”；稍大后入学要有学名，帝象的学名是“孙文”。同样根据中国传统，读书人不但要有名，而且要有字，孙文的字是“日新”，后来改为“逸仙”。后来，孙文游走于世界各地，进行秘密活动，所以有了许多化名，如：高野长雄、艾斯高野、陈文、高达生、杜家诺、阿罗哈……但在他使用的全部化名中，并无“孙中山”这个名字。与“中山”二字沾边的化名有两个：“中山樵”和“中山二郎”。

　　那么，“孙中山”这名字从何而来？其实，它是由章士钊不经意间造出来的。

　　那是1903年，章士钊在上海。当时一大批青年云集上海，许多人都有了革命的想法。但是，当时的人们普遍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知道唐才常，而且知道章太炎和吴稚晖，却不知道孙文是何许人。章士钊曾经回忆说：“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挈于孙先生。吾之所知于先生，较之秦力山所谓‘海贼孙汶’，不多几许。”其实不仅国内如此，就是革命者云集的日本东京，情况也是如此。章太炎曾经回忆他在东京与孙文见面时的情形：“那时留学诸公，与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章士钊知道了孙文。在湖北人王侃叔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的一封信，“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笔迹雄伟，吾甚骇异”。孙文竟然能写长达几百字的信！这事实改变了章士钊对孙文的想象，因而开始关注他。日本人宫崎寅藏在1902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三十三年之梦》的回忆录引起了章士钊的注意。这本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作者与孙文的来往，透露了孙文的许多活动。读过之后，章士钊把书中有关孙文的部分翻译出来并加以发挥，编成一本名为《孙逸仙》的小册子出版，署名“黄中黄”，并请章太炎作了序。该书出版之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大出意外”。其实，这并不意外，因为当时那些向往革命的人们希望看到革命者的传记。所以，虽然这本书内容并不确切，既有宫崎寅藏的艺术加工，也有孙文的自我虚构，还有章士钊的添油加醋，但由于当时人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革命的热切向往，当时并不挑剔，哪怕是完全虚构一个革命领袖，也会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本书，孙中山很快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英雄，并且得以成为同盟会的盟主。

　　“孙中山”这名字最先就出现于这本书。宫崎的书中说到孙文，屡屡使用他在日本用的化名“中山樵”。作为翻译者，章士钊“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一个响亮的名字，就这样造出来了。

　　最初听人说“孙中山先生”时，孙文未必不迷惑，但知道那是对他的称呼，并不更正，再后来就习惯了这称呼。当然，默认这个名字，还因为这名字已经是人们敬仰的对象，而孙文并不为人所知。这种情况让人无奈，似乎是随意写一个名字，贴到了座位上，然后等你对号入座，入座还是不入座？孙文的选择是没有辩解，直接坐上了“孙中山”的位子。

　　然而，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别人虽然称他“孙中山”，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无论是文件和书信，还是做了临时大总统之后的文书和电报，包括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言，署名都是“孙文”。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书应该用他的本名孙文，而不应该用他本人未曾使用的“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