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
前不久，从潘家园旧书摊上淘到一套《罗嘉驩回忆录》。罗嘉驩老先生（1928—？）是中央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的成员，内中有对收回香港谈判全过程的详尽描述，觉得颇有意思，于是购下。回到家里细翻，才知道这套60万字自印本的作者竟是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1901～1997）的长子，书中除去自己的人生亲历之外，也有几处对其父亲罗尔纲学术生涯的往事回忆。为此，笔者又找出三联书店1998年7月版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相互参照，有遗必录，看看作为家庭成员所记述的，有没有罗尔纲自己所没有写到的学术轶事。
晚年罗尔纲
一
众所周知，罗尔纲之所以能够成为学术大师，除去自身的努力之外，主要得益于上世纪30年代入胡适门下得到亲炙，一边辅导胡家两个公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学习，类似于家庭教师的角色；一边帮助整理校正胡适父亲的《胡铁花遗稿》。师门五年，耳提面命，罗尔纲最终成为学术有成的著名历史学家。这段历史，《师门五年记》中有详尽的追记。
作为儿子的罗嘉驩记述，罗家也算是书香门第，父亲小时家里约有五千册藏书，七岁能读《纲鉴》、《四史》、《左传》、《国语》等，奶奶骂他是床底狗，从来不见人，不去玩，边吃饭还边看书，就这样后来上了上海浦东大学和上海大学。1927年“4·12”事变后，罗尔纲从澳门返回上海复学，不料上海大学被查封，又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训令，各大学不得招收共产党办的上海大学的转学生，这下把罗尔纲难住了。当时，只有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没有理会这一套，罗尔纲才得以顺利转入文学系三年级，上了胡适的文化课，还获得奖学金。当年中国公学开学后不但不搞纪念周，没有训话，还可以随便张贴墙报，包括批评胡适的大字报。所以，罗尔纲一向对胡适有很好的印象。1930年6月，罗尔纲毕业后便入师门，同年11月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他也跟随着举家北迁。
罗嘉驩回忆说，1934年他随父母来到北平，当时胡适住在地安门米粮库四号，记得中午隔壁的傅斯年设宴招待胡适。胡适和太太都喊傅叫作“大炮”，罗嘉驩问母亲为何叫“大炮”，又问有人叫父亲“大炮”吗？罗尔纲在书房听到有点急了，说：“没有，大炮打准了，还不错，打偏了，就成了放空炮，我是说到做到的人，既不是大炮，更不是空炮！”母亲说人家叫你父亲机关枪，父亲解释说，那是学生说我说话快，教课内容多，并无恶意。罗尔纲教育儿子的方式特别，要求隔天写一篇记叙文，体裁不限，描写文、日记、信函均可，不打草稿，不超过一千字。而且对儿子的习作不加评改，只是删改错别字。罗尔纲认为，改多了就不是他的东西了，他一下子也吸收不了。其实文章最重要的是明白通顺，成语典故用多了反而不妙。
二
《罗嘉驩回忆录》中记载，1948年3月底到5月初，胡适来南京参加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这时罗尔纲也在南京社会所办公，胡适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在一个院子里，所以每隔一两天，总要去看望胡适。
此时罗尔纲身体虚弱，胡适对罗尔纲一直未能治愈的疟疾十分着急。另一方面，胡适的变化也让父亲吃惊，过去胡适是个乐观的人，从来不垂头丧气，也不说困难话，现在却判若两人。罗尔纲逐渐发现，原来胡适一是对现实不满；二是他为了营救亲戚石原皋（高效止血药仙鹤草素的发明者，《闲话胡适》的作者）而碰得焦头烂额，国民党连这点小面子也不给他；三是感到战局已对国民党政权相当不利，前途风雨飘摇，而这些年又“做了过河卒子”深陷泥潭，因此内心苦闷。罗尔纲对儿子说，胡适这次是聪明的，没有相信蒋介石自己不当总统而怂恿他去竞选总统的鬼话，更没有糊涂到给蒋介石竞选作陪衬，否则将受到国人的唾骂。父亲说，胡适这一辈子对政治过于热心，不然不至于老被人讥讽只会写半卷书。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有“胡适对吴晗的栽培”一节，谈到自己最好的朋友吴晗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著名明史专家，完全出于胡适的尽力栽培。当年吴晗（吴春曦）向胡适请求免考进入北京大学时，因为胡适本人是北大负责人，出于“入学考试是国家选取人才的大典，不得徇私”，则断然拒绝。结果吴晗数学零分，未能进入北大，后考入不考数学的清华大学。胡适得知后即时取出50元让罗尔纲送与吴晗交学膳费用，并给清华负责人写信再三请求，允准吴晗入史学系半工半读。
罗嘉驩在回忆录中还记载了胡适与吴晗的两件事，一是“7·7”事变后，北平沦陷，罗尔纲与吴晗逃难到天津，山穷水尽，听说胡适太太住在英租界，两人便一起去找胡适太太借钱，罗尔纲借了300元，吴晗借了350元，胡太太还一再询问够不够？另一件事是1948年5月初胡适快要离开南京时，罗尔纲见吴晗的处境相当危险，便对胡适说如果吴晗被捕的话，请他加以保护。胡适一听，立即火爆地说：“你不看见了吗？石头（即石原皋）的家人整天来就把我给缠死了！今天还同营救罗隆基、冯友兰的时候一样吗？赶快叫他走，真有事我是没办法的！”于是，罗尔纲便马上设法通知吴晗，吴才决定前往解放区。
三
作为长子的罗嘉驩回忆，1944年桂林沦陷前夕，父亲出版了《师门辱教记》，记叙了师从胡适，并在其家中“工作”五年的实况，并在逃到贵阳时给了他一本阅读。当时罗嘉驩16岁，很认真地看了，觉得书中写得真实、真诚，勇于自省，并未对老师做无谓的吹捧。1948年8月3日，胡适为此书再版作序，并把序言副本和一封三四百字的短信寄来南京。罗尔纲把胡适的序言和短信给儿子看了，这也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给子女看自己的信件，而且面色凝重，希望得到子女的意见。罗嘉驩说序言写得很认真，有感情，抓住了父亲从师时的突出优点，绝非应酬敷衍之作，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信中对父亲的评价和表扬也恰到好处，是真心实意的，只有“你的这本小册子给我的光荣比我获得的三十多个博士的光荣还大”一句过头了，认为这是客套话。
罗尔纲说胡适从来不同自己讲客套话，也没有必要讲客套话；但他也承认这句话的分量的确很重。罗嘉驩回忆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罗尔纲才知道胡适于1958年12月在台北把《师门辱教记》改名为《师门五年记》，两次自费重印，作为自己68岁寿辰礼物，赠送亲友。胡适在重印后记中写道：尔纲和我两人，成了“隔世”的人已经十年了!言下不胜惆怅。要知道这时正是两岸关系最紧张的时期，胡适在台湾也正受到围剿，他敢出此书和出此言，并不容易。其后在台、港、新、马等地累加翻印，颇得好评。台湾历史学教授潘寿康说，此书当年在台湾如同教科书一样畅销，在他所编的《治学方法论》中就收有《师门五年记》作为必读书。台湾著名历史学教授严耕望曾致函胡适索赠此书时称：“深感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 罗嘉驩在回忆录中说，从这些情况来看，胡适确实重视这本书，如1948年8月给父亲来信中所言，发自真心，并非客套话。
四
当然，由于与胡适的这层关系，胡适问题一直沉重地压在罗尔纲心头，他把同胡适的通信、相片以及《师门辱教记》统统烧掉，在批胡适的运动中，报上刊载过一份“被责令应该检讨交代的九人名单，罗尔纲名列首位”。《罗嘉驩回忆录》中说，1955年1月初，批判胡适刚开始，罗尔纲就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两个人生》一文，检查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如行尸走肉，整天钻在繁琐考证的故纸堆里，不知身外之物，到了解放后才得新生，走到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为人民服务。
那时罗尔纲从南京来北京开第二届政协会议，儿子罗嘉驩在晚饭后去前门饭店看他，父亲正埋头疾书，已写到结尾，拿给儿子看，儿子觉得态度很诚恳，写得很真实。罗尔纲说今天才约稿，晚上十点来人取，明天见报。当时他心情忐忑，但未多讲。文章发表后，据说各方面反映不错，并没有对他展开进一步批判。回忆录中还记述，到了1958年春，罗尔纲调来北京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整风运动结束后，支部大会发展罗尔纲为中共党员，《人民日报》等报曾在第一版报道。罗嘉驩回忆，父亲入党后，境况顺遂，整日里埋首工作，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出版。
据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中谈到胡适对罗尔纲的看法，说胡适从乱书堆中翻出《师门辱教记》给他看，并不认为自己的学生罗尔纲会真心批判他的思想， 唐德刚当时回答说：“说不定罗尔纲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胡适立即断言：“胡说！胡说！”唐德刚写道：“胡先生直是摇头”，还补足一句：“不可能，不可能！”按学者范泓的说法，90年代新版《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虽谈不上“珠联璧合”，但作为当年《师门辱教记》的背景阐述和事件注脚，似可不妨看成“姊妹篇”。只是在《胡适琐记》中，罗尔纲再也不像先前那样开口必称“适之师”了，通篇皆“胡适”之名讳，给人以一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之感。已经辞世的老一辈学者谷林先生也有这样的看法，说罗尔纲有一篇《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收《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在这本书里作者已经只字不提胡适这个名字了，而屡屡代之以 “这人家”和“人家”了。
五
罗嘉驩在书中回忆，尽管政治压力大，但在重大学术问题上，作为历史学者的罗尔纲依旧能守住自己的底线。父亲作为一辈子潜心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50年代曾在自己的书房墙壁上贴着三张放大的摄影图片，一是李秀成的《谕李昭寿书》（573字），二是《李秀成供词手卷》，三是《李秀成自述原稿》里面的一页。父亲让他看看这三份材料是否出自一人之手？罗嘉驩看了后说，后两篇为李秀成所写，字迹粗劣，符合他只是读过两三年私塾的文化水平，第一篇字迹遒劲流媚，堪称上乘，绝非李秀成书写。父亲则指出，后两篇是李秀成被俘后写的，第一篇则是被俘前六年心境尚好时写的，但这三份手稿都是从不同年代不同地点发现的，没有造假的可能，你不妨再从字的神韵上看看。罗嘉驩再看后，依旧摇头否认。罗尔纲说：我从1944年就开始对比这三份手迹，一直认为是一人所写，十几年来没有人否定过我的考证，但有人送请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得出结论称“非同一人之手笔所书写”，并批评我错了，说自述是曾国藩伪造的。但我觉得字体鉴定仅从字的好坏、老练或生涩来得出结论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证时间地点条件、笔墨纸张的优劣和笔者当时的心情，特别要体会笔迹神韵是否一致。
这次司法鉴定结果引来一场大争论，绝大多数文章是批判罗尔纲的。罗嘉驩在书中回忆，那时候家里陆续来过几十人，其中不乏书法家，都劝告其父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样就可以让李秀成全身而退。但父亲认为这样做会有违自己一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素守。
两个月后，当罗嘉驩再次走入父亲的书房，看到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20多张影印件，原来，罗尔纲把上述三份手稿的两种字体根据中文书写八法和部首偏旁分拆开来进行对比，让人一看即知这两种书体实际出自一人之手。罗尔纲把七八页分类统计表给儿子看，从字体、方言、修辞、用语、习惯等等来考证《李秀成自述》是其本人所写，绝非赝品。之后，罗尔纲发表《字迹鉴定的有效性和限制性举例》一文，平息了这场关于李秀成字迹真伪的学术争论。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罗尔纲曾请近代史所的范文澜、刘大年审阅，建议将字迹送法医研究所复审。为了担心鉴定单位的信誉受损，父亲信中还表示，如文章刊出后会对法医所的名声造成不良影响的话，文章也可以不发表。
六
抗战时期，与许多著名学者一样，罗尔纲也流寓到四川宜宾的李庄这个大后方文化中心，三年期间完成了《绿营兵志》、《晚清兵志》、《海军志》等著作。罗嘉驩书中写道，罗尔纲对李庄的记忆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关于《水浒》的探索。一天，他在李庄患疟疾躺在床上翻看《诗经》，忽有所悟，认为《水浒》书名及其含义实出自于《诗经》里面，进而他推断《水浒》的原本只有七十回，为罗贯中所撰写，完全是一部对抗皇帝的小说。
这个发现让他大喜过望，但一直没有时间和条件来写。到了1975年，全国上下展开了对《水浒》这部古典名著的大批判。对此，罗尔纲大摇其头，连声说：四大名著之一被否定了，毁了。如果我早把考证水浒版本的文章写出来，让世人知道水浒只有七十回，后面都是别人续加的。
此时，年届75岁的罗尔纲一再嘟嚷说，“不行，我要马上写文章，考证原本仅有七十回，要为水浒这部农民起义的小说正名。”为此，家人一再苦苦劝阻，这文章千万不能写，写了就是自己往枪口上撞，罗尔纲说我只是考证版本是多少回，而不谈小说的性质还不行吗？家人说这也不行，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唱对台戏。后来罗尔纲答应家人不写反驳文章了，但每天都要看报纸上批判《水浒》的文章，气鼓鼓的，精神十分低落。
就在这一年，他收到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邀请。当时，谁能有幸出席这样的招待会且名字见报就表示政治上解放了，子女的境况也会随之改善。所以家人力主老人参加会议，但罗尔纲执意以身体不适告假，其内心的抵触情绪明显是与当时的批水浒的运动有关。也就是在这时候，罗尔纲开始支撑着年老羸弱之身，着手收集研究《水浒》的资料，多年后终于出版了研究水浒的著作《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当这部书稿杀青时，老人长长舒了一口气，十分高兴地说：“我总算在有生之年，完成了在李庄许下的心愿！”
罗嘉驩回忆录封面
1948年秋罗尔纲、罗嘉驩父子于南京鸡鸣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