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写母亲的作品，总是让人心绪难平，引起共鸣，也让我们思考女性的共同处境。

　　最近，我读了林贤治的《故园》，阎连科的《她们》，杨本芬的《秋园》。《故园》和《她们》都是回忆家乡旧人旧事的散文集，写母亲的部分写得最好，最是情深。《秋园》则是一部传记体小说，60来岁的女儿，想起往事，想要为母亲这样的中国普通女性立传。

　　三位母亲，各有人生路，可是，只要把三部作品放在一起，就会发现高度的重合。她们生于民国，经历战争，小家如小舟，风浪里四处颠簸，后来好不容易有些安定，接着碰上了吃不饱的岁月，她们羸弱的肩膀担负全家老小的生计，艰难日子望不到头。月落日升，她们就像植物，有着天然的向光性，仍然亮堂堂地活着。

　　林妈妈是土匪的女儿，7岁丧父，9岁做了林家的童养媳，每天都要上山砍柴，要学着操持家务；阎妈妈不到1岁就丧母，因为父亲再婚，她只能和傻子叔叔一起过活，17岁时嫁到阎家，一辈子都在劳作中度过。

　　在《她们》里，阎连科特意讲述了“劳作”的意涵。阎连科说，把女性的劳动称为“劳作”，是华语丰富奇妙的表现。在“劳作”中，女性不仅要下田和男人一样劳动出苦力，回到家她还有烦琐无尽的家务在等着——烧饭、洗衣、缝补、带孩子，乃至于烧好了饭，一碗一碗地给老人、丈夫、孩子们端过去，吃完了再一碗一盘地洗好摆在灶房内，所以称呼女性的劳动为劳作，是因为比劳动更为辛苦和烦琐。

　　相比林妈妈和阎妈妈，杨妈妈的童年时代，要幸福得多。身为药店老板的女儿，她有机会上学，婚嫁的对象是斯文体面的军官，只是命运弄人，他们无法厮守到老。

　　《秋园》的笔致素淡，沉静中有暗流汹涌。仁受之死，惊心动魄。那是1960年，仁受变得干瘦干瘦，脸上现出菜绿色，后来身体渐渐由干瘦变为水肿，浑身肿得一按一个水印。一个人，如一滴水，消失在长河里。那一年，秋园46岁，她恩爱的丈夫死了。秋园生了5个孩子，1个女儿急病去世，不久以后，她又面对另一个儿子的离开。

　　三部作品，无一例外，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人世太苦，擦干了泪，她们仍是母亲，仍是家庭支柱，一直在倔强地活下去。

　　为了给仁受吃上一口好东西，秋园倾囊买了只鸡，被污蔑为贼，被推搡、被虐待、被殴打，而秋园绝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林妈妈有个“爱好”，经常往家里捡病卧街头的路人，她不懂人和人的阶级分隔，众人对她来说，都是番薯，一个一个的番薯，病了就应该被照料；阎妈妈很泼辣，为了家庭的利益，锱铢必较，她很热情，爱做媒，在邻里很有人气……这些作品里还有很多其他女性身影。

　　三位妈妈集结了中国女性的传统形象：勤俭、善良、包容、忍耐、坚韧，为了匡护丈夫和儿女，她们甘愿奉献自己。更可贵的是，她们都没有丢弃自我，都在追寻自我，不管命运如何跌宕，都在努力找到怎样才能成为“我自己”的答案。

　　通向母亲的路，也是通向一条正在形成的“女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