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段视频，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农正在炎炎烈日下收割稻谷。头戴斗笠，身穿短裤，腰上捆着一条白色的毛巾，露出古铜色的脊背。那瘦削而结实的脊背，因为汗水的流淌，在烈日下，显得油光发亮。老农那一招一式，挥舞着镰刀割禾的画面，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这是友人拍摄的来自湖南永州的一段视频。那场面十分熟悉，仿佛就在眼前，因而倍感亲切。

我顿时想起父辈们的脊背来。

“文革”中，父亲被发配回乡“劳动改造”，被打发到板车队拉板车。当时乡里正在修建一座水电站，地址选在一个叫水槽源的大山脚下，所有的砂石、水泥、钢筋、发电机械，全靠板车拉。父亲每天起早摸黑，载着建筑材料，从资水旁的白公渡口拉到工地。一天四五趟，往返近百里。我当时正在上小学，放学后便给父亲推车。

父亲的身材高大挺拔，不论是受压制，还是挨批斗，始终没见他弯过腰。村干部曾在背后说，只有拉板车才能使父亲低头弯腰。的确，父亲每车要拉1000多斤，上陡坡时，父亲像牛拉犁一样，低着头，弓着背，身子前倾，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显得格外费劲吃力。

我埋头推着车，早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嘘嘘。偶尔抬头一看，只见父亲光着的膀子上，皮带深深地勒进了肩膀的肌肉里。晒得黝黑的脊背，在烈日下发着光。随着板车的起伏，父亲的背就像一座移动的大山，显得特别厚实，强劲而有力。那是我见过的最有力的脊背。

此时，我又想起了二伯的脊背。

二伯是个聋子。年轻时，读过不少书，是村里的先生，能写会算。1944年，日本鬼子打到我的故乡，二伯帮助村里的男女老幼逃跑，被鬼子追赶。在一条河谷里，二伯踩到一个小石头，脚一滑，头摔在大石头上，耳朵里流出血来，顿时失去了知觉。醒来后，才发现耳朵听不见了。

教书自然是教不成了。解放后，二伯被照顾当了保管员，负责生产队的晒谷和粮食入库管理。因为晒谷，他夏天几乎不穿上衣。总是光着膀子，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不时翻晒着稻谷，身上晒得黝黑黝黑。夏天太阳毒，有时汗水多了，便顺手从车谷的风车上扯下一条毛巾来擦汗。

二伯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每到夏秋的夜晚，我们便到树下乘凉、歇息。二伯总是要我为他翻背皮，然后他给我讲故事。

山村的夜，凉风习习。二伯背对着我，让我一手一手给他翻背上的皮。那皮厚实而粗糙，翻起来很吃力。为了听故事，我用力给他翻着，他觉得无比的舒适惬意，嘴里不时发出“啧啧”的声音。那是我触摸过的最坚韧的脊背。

考上大学后，我突然间懂事起来。第一个暑假，我回到家中参加劳动。那时候，刚分田到户，要搞“双抢”。我搞了整整一个月，忙完自家的，还将亲戚朋友家的全部搞完，才洗手上岸。人晒黑了，身子变壮实了，讲话的气息也粗了。只听到村里有老人在身后议论说，这才像个农民的儿子！

又一个暑假，为了筹集学费，我跟着亲戚到夫夷江去捞河沙。带队的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叫姨伯的。当时他70多岁，常年在夫夷江打拼，据说以前做过船工、放过木排，是靠着夫夷江讨生活的。他撑船载着我们到月光岩对面的沙滩边去，用蒿杆将船的两头一插，把船停住，然后带领我们捞河沙。

老人夏天是从不穿上衣的，光着脊背。虽然年纪大了，但做事比我们还利索稳健。船舱里载满河沙，那船舷离水面不到10公分高时，老人才叫我们停下来，将船撑到下游的码头边去。船吃水很深，行走艰难，我则十分担心船会沉下去，老人却一点不怕，撑船时，蒿杆向后撑着，一双脚蹬着船头，身子后仰，将全身力气压在蒿杆上，撑着那船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动作十分洒脱，生龙活虎一般。

夕阳下，我看到了老人的脊背，黝黑中带着血红，结实而有力。好像那一船的力量，就压在他的脊背上。在夕阳的余辉里，那脊背既像一幅剪影，更像一尊雕塑，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我在想，这就是我们父辈的脊背。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战争，也经历过各种磨难。但他们没有倒下，没有屈服，始终挺直着自己的脊背，艰难地生存。

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机械化，没有高科技。任何生产劳动，都是靠肩挑背负，靠摸爬滚打。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过。吃的是粗茶淡饭，干的是苦累脏活。不仅如此，还要挑起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他们努力生活，没有低头弯腰，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摇尾乞怜。苦苦地撑起一个个家庭，走出迷惘，走出困顿。

他们基本上是农民，普通生产劳动者。严格说来，他们是十分卑微和渺小的。但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诠释着中国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品质，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

而今，父辈们已逐渐老去，很多已经辞世，剩下的也大多老弱病残，再也难看到那挺直的脊背。

记得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永远记得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也永远不会忘记那父辈的脊背。

文 | 范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