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站在地里，披着黄色的外衣，踮起脚尖，朝村庄张望。

同样张望的，还有庄稼人，父亲就在其中。他站在门前的高坎上，目光瞄向屋前山坡上那片麦海，从麦海由翠绿到浅黄再到枯黄的变化里，判断麦收时机。

南风又吹了一夜，父亲听到了麦穗与麦穗摩擦时发出的悉悉索索脆响，撩得心里痒痒的。父亲知道，麦子熟了，站在地里嚷嚷着要回家。

一大早，父亲就握着一把磨得锃亮的镰刀，肩上搭一条用来擦汗的毛巾，扛着扁担和草绳，带我去地里割麦。

麦地是父亲用锄头一锄锄挖出来的。那里原是山坡上的一大片乱石岗，父亲将土里的砾石刨出来，码在坡下，又挑来塘泥培土增肥，种了小麦。那些年粮食不够吃，几亩小麦可以接济全家一个多月的口粮。

麦子见到父亲，显得很高兴，在南风的吹拂下，一个劲地点头哈腰。父亲也很高兴，放下扁担和草绳，拿起镰刀，弯腰就割。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弓下身子，左手握住麦秆，右手握镰刀，朝麦秆根部“嚓嚓”两声，刀起秆断。连割两三棵，手里的秸秆握不住了，就放倒在麦地里。

父亲是割麦的高手，腰部像安装了弹簧，从右到左，一行行躬身起伏。每割一行，侧身铺放麦秆，再转身收割，麦地里一片“嚓嚓”之声，那是镰刀与麦子奏响的乐章，声声悦耳。

父亲割麦像机关枪连击，而我则像是手枪点射，先按住一棵，割倒，再按，再割。左右手配合有些生疏，稍不小心，就割破手指。很多次，麦秆没有割断，被连根拔起。很多次，镰刀在光滑的麦秆上打滑，刀齿碰破手指皮，渗出血来。麦芒也添乱，在手腕、胳膊上划出一道道血痕，汗水一浸，辣得生痛。腰也不争气，割了几行，就隐隐酸胀。这时我看到甩出我一大截的父亲，像一台掘进机，在麦海里挖出一条一米宽的隧道，向前延伸。偶尔，父亲也会直起腰，拿起搭在脖子上的毛巾，在脸上擦一把，又弯下腰，像埋头啃草的老黄牛。

太阳越升越高，光照越来越强，晒得后背热烘烘的。汗水又一次流到眼眶里，辣得眼睛睁不开，毛巾也被擦出汗馊味。见我站着用毛巾捂脸，父亲说，你先回去，多烧点开水，等会回来喝。我像得到了特赦令，蹦跳着回了家。

母亲在晒场上清理场地，修整梿枷，又到菜园里摘了瓠子、苋菜、空心菜，煮一锅麦糊瓠子疙瘩汤。那是我期望很久的美食，只有在麦收出苦力时才能享用。水烧开了，面疙瘩汤也做好了，母亲带我上山，和父亲一道，将上午割下的小麦打成捆。父亲和母亲各挑一担麦子下山，我跟在后面拾麦穗。

午饭后，父亲继续上山割麦，母亲让我在麦场上摊晒刚挑下来的麦秆。麦秆铺在晒场上，麦子窃窃私语。母亲歇不住，她在另一块晒场上，一趟趟地挥舞着梿枷，“啪哒啪哒”连击麦秆。经过几趟梿枷击打，麦粒脱尽。

太阳西下，南风悠悠吹。母亲将晒场上的小麦收拢，拿起铁锹，铲一锹麦粒抛向空中。金黄的麦粒，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翻着跟头，瀑布般沙沙沙地落下来，堆成一座山丘，而那些颖壳、碎屑，则被风吹到一边。天色渐晚，母亲将堆成小山的麦子铲进畚箕，储进粮仓。麦季半个多月，父亲和母亲就这样一天天忙碌，周而复始。

多年后，父亲和母亲闻着熟悉的麦香，先后走进了泥土山岗，那里种了大片的麦子。而现在，故乡已经没有人种麦了。麦子远离山村，落在平畴，那是种粮大户用机械播种的。麦收时节，联合收割机“嗡嗡嗡”上阵，几个来回，地里的麦子就被机器吞噬，收割、脱粒、清选一次性完成。不用弯腰收割，不用梿枷脱粒，不用挥锹扬场，也不用吃麦糊糊。离开了故乡的那些麦子，它的记忆里想必也满是浓浓的乡愁吧。

文 | 疏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