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更加隐蔽，看不见也摸不着，却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吃和住。”为破解土壤污染防治的资金瓶颈，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提交了《关于设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建议》的提案。

　　心忧土地污染防治现状

　　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污染源的识别、土壤污染修复与风险控制，这都是潘碧灵牵挂的事情。“做环保，我是认真的。” 潘碧灵打趣地说。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将关注焦点落在土壤污染上。从2014年至今，他已经连续提交关于土壤污染治理的提案。他在2014年提交的《土壤污染防治刻不容缓》社情民意信息，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批示，对之后出台的“土十条”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潘碧灵说，大面积的土壤修复，特别是农用地修复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当务之急，是要摸清土壤污染的“家底”，并启动修复试点，逐步推进。但在推进的过程中面临一个严峻问题：资金不足。

　　潘碧灵给湘声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最低修复成本计算，中国对必须修复的风险土地至少要投入5万亿元，而落实 “土十条”至少要投入5.7万亿元。但今年中央财政首次安排的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只有61亿元。

　　“土壤修复所需巨额资金如何筹集，是摆在政府面前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潘碧灵说。

　　超级基金法可借鉴

　　与水污染、大气污染防治相比，土壤污染治理投入大、周期长、收益低、长效机制缺失，目前主要依赖政府投入远不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资金需求。

　　“美国在污染场地治理和资金筹措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潘碧灵建议参照美国的土壤修复发展模式，建立严格的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和相应的基金。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该法案因其中的环保超级基金而闻名，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

　　“超级基金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溯及既往。”潘碧灵说，该法律规定对造成土壤污染的责任方进行终身追责；同时建立超级基金，经费来源于国内生产石油和进口石油产品税、化学品原料税及环境税，上述税收全部进入超级基金的托管基金，然后按每年的实际需要进行拨款。

　　超级基金法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更加重视污染场地治理，但在耕地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着力较小。潘碧灵建议，可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法》，结合我国实际，对污染场地和污染耕地治理并举。

　　修复土地收益回馈投入

　　目前，我国针对土地污染防治设立的政府性基金，主要分为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和污染场地修复基金两类。潘碧灵认为前者重公益，后者重营利。

　　潘碧灵说，污染场地修复后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可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采取公共资本和社会资本结合的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

　　“我一直有个观点，取之于土，用之于土。”潘碧灵建议，土地污染防治基金的来源可以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污染场地修复后的土地收益也可以回馈一部分到基金；同时，建立高风险企业保证金制度，保证金归到基金；出台环境税，部分税收投入到土壤污染防治基金。

　　“鉴于土壤污染防治基金需求量大，建议在土壤污染防治任务重、资金缺口大的湖南先行先试，摸索经验，再予以推开。”潘碧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