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已经融入我的生命和血液，我这一辈子是离不开她了。”
沅江市政协副主席邓企华说这番话时，往事历历在目，千般感慨涌上心头。
作为业余爱好，邓企华研究洞庭湖已有30余年。这位平时生活里极尽简朴，却自费研究洞庭湖大半辈子的民间专家，心里存着一个信念，期待自己的研究能为后人或是同行者留下一些可参考的资料。
2000年7月1日，邓企华在洞庭湖中心的赤山岛南嘴镇芭蕉村，发现了一块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头，凭多年的考古和研究经验，他知道这是一件旧石器。后来经专家证实，这的确是一件旧石器，它的出现将洞庭湖地区7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至少10万年以上。
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一下子使邓企华成为关注对象，全国报刊电视等媒体也相继对此进行了报道。因为他的这一发现，省人民政府对他记了一等功进行表彰。
邓企华：一辈子离不开洞庭湖
了解邓企华的人，都知道他说起洞庭湖能说上3天3夜。采访的当天，记者也确实感受到了这一点，3个小时的讲述里，滔滔不绝的邓企华甚至连一口水都未曾喝过。
最近，邓企华又有了自己的新发现，这让他兴奋不已。通过对古地图和古地名的分析，他发现，古时候人类主要依靠江、河作为来往沟通的通道，河即是道，中国主要的河道有黄河、长江、珠江，三条东西向的通道。而洞庭湖北边的汉水和南边的湘江是直通关中平原，连接漓江和两广，解决南北纵向交通问题的主干道，交通的便利使洞庭湖也成为当时交往最频繁、最发达的地区。洞庭湖是古代中国四通八达的“立交桥”。
而追寻和描绘远古时代洞庭湖的模样，一直是邓企华追寻和研究的目标。
逐步认识的洞庭湖
邓企华本是安化山区人，从柘溪水库移民到的沅江。对洞庭湖感兴趣，是在其考古与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上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出土了西汉女尸，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结合农业学大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旋风。当时，懂摄影、会画画、年轻的邓企华被县文化馆看中，成了馆里的文博专干。从这以后，邓企华开始接触一些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知识。最初，他对考古并不感兴趣，“每天都要背记一些坛坛罐罐的特征、形状，一些陶瓷残片的质地、纹饰，很枯燥。”
1976年，文物部门在益阳赫山庙发掘考古，邓企华被选派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和文物整理工作。然而就是这样一次看似简单的整理工作，改变了邓企华对考古的看法。“一天晚上，我在整理文物时，发现一把宝剑上刻了‘越王口口自制用剑’几个字。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有了重大发现。第二天，我就赶到长沙，请有关专家看，他们证实了我的猜测，这把剑确实是一把‘越王剑’，后经过知名专家鉴定，是‘越王州勾自制用剑’。”
考古的不可预知带来的巨大兴奋和成就感，让邓企华感受到了它的魅力，“从此，我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发现性劳动。”
“那时候，我每天都处在急于发现文物的亢奋中，下决心一定要在我管辖的区域里找到文物，于是我到各种建筑基地去看，去挖，去寻找，甚至请省里的专家来县里帮忙，可一直都未能如愿。这对我打击挺大，很失落。”
但此时一些出土的新石器让邓企华改变了考古研究和思考的方向。
“一位邮差在送信时，看到北大乡南金山的一户农户家里有一块石斧。这个邮递员有一点文物知识，发现这是古代的东西。他就从农户家里要了石斧，并将斧子和一封信寄往北京考古研究所。考古所的专家将石斧交给了当时正在所里读研究生的金则恭（现任湖南省文化厅厅长），后来考证这是新石器时期洞庭湖区人磨制的很有特色的带肩石斧。通过这把石斧，我认识到，洞庭湖区并非没有文物，恰恰相反，这里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只是都埋在了地下，而且也很有价值。”
1978年，河心洲公社（现黄茅洲镇）机关打水井，在21米深的地下，挖出了很多动物化石和碳化的木头以及风化的贝壳。邓企华背着这些化石和石头到了北京，通过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鉴定，这些动物化石中，有的是犀牛头的下颚骨，有的是猪的脚趾骨和一些哺乳动物的肋骨，而且这些化石都有10多万年的历史。这一发现，让邓企华大开眼界。“过去的洞庭湖是个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变迁的？……一时间，关于洞庭湖的很多疑问都涌到我的心头，我对洞庭湖的探询心和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
根据这些出土文物的情况，邓企华在一份国家级刊物《化石》杂志上发表了一则消息，没想到引起了很多专家的关注，不少专家、学者纷纷来信咨询了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和他的助手张修桂教授，湖南师大历史地理系教授何业恒等都纷纷发来信件，询问化石出土的详细情况，了解洞庭湖出土文物和历史古迹的分布情况，同时将他们研究洞庭湖变迁的论文寄给了邓企华。信里不仅提出了他们对洞庭湖变迁的看法，也征求邓企华对洞庭湖变迁的看法和意见。
这样的讨论让邓企华看洞庭湖的角度变得深刻，也让他的眼光从期盼建筑工地有文物出土转移到洞庭湖的变迁、物种变化、人类活动情况研究上。
创建洞庭湖博物馆
沅江位于洞庭湖的中心位置，这为邓企华研究洞庭湖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可在研究当中，邓企华感觉，对洞庭湖的研究需要系统化。
上世纪80年代，邓企华在心里萌发了建立一个洞庭湖博物馆的念头。“洞庭湖自古以来是一个人类活动很频繁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把它的历史、文化、民俗、民情、特产等通过一个专门的博物馆收集、整理、研究、展出呢？这对系统地研究洞庭湖、开发洞庭湖也是非常有益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1984年，邓企华争取资金，到处收集与洞庭湖相关的藏品，在不长的时间里，收集了1万多件各个时期的藏品。而在邓企华的心里，博物馆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沅江，“洞庭湖涉及30多个县、市（农场），跨那么多个地方，所以要把博物馆办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洞庭湖博物馆。”
如今，邓企华因为工作调动，已不再管理博物馆，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博物馆的关注。但现实总充满无奈，“现在虽然馆里的人手多了，可真正想干事的人和能干事的人太少了，有的人也是走关系进来的，光拿工资，不做事。现在馆里的展览也没有经常搞，尤其要办好洞庭湖博物馆，仅依靠沅江市很难办好……看着一手建起来的博物馆变成这个样子，我很心痛，可又没办法。”
研究实践中的发现
在洞庭湖考古研究中，邓企华还摸索出一个寻找文物遗址的规律。
在考察很多地方后，邓企华发现那些新石器出土的地方，总是地势相对低洼的地方，而这些低洼地方，在当时原始社会时期是属于地势高的地方。“因为过去的原始人抵御灾害的能力比较弱，所以他们要住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但又不能太远离水源。所以就住在丘陵地带，周围有水，有动物，有鱼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植被也比较丰富。这样洞庭湖附近就最适合人居住。日积月累，低洼的地方变得非常肥沃，植被丰富，长出来的水草、芦苇等其他植物反过来起到一种阻隔洪水泥沙淤积的作用，逐渐形成现在地势高的地方。而过去高的地方总是没有泥沙淤积成为了现在地势较低的地方。”
根据这些规律，邓企华轻而易举地在洞庭湖找到了20多处新石器遗址。
此外，邓企华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现象，比如洞庭湖中有一种花能预报当年是不是会有洪水，“如果有洪水，这种花开花结果后落下种子的时间就比往年要短，因为它要延续生命，就必须趁洪水来之前播下种子。”
对于洪水的预测，邓企华说，其实从洞庭湖堤岸上老鼠洞的高低也可以看出，“如果老鼠洞比较高，那么当年的洪水会比较大，淹没的地方也比较多。如果低，就可能洪水不大，甚至没有洪水。”
策划洞庭湖的旅游
邓企华说，虽然研究洞庭湖这么长时间了，但洞庭湖仍然有很多谜团，而这些谜团也成为洞庭湖最吸引他的地方。
“俗话说‘洞庭，洞庭，是神仙洞府之庭’，为什么它是神仙洞府之庭呢？因为洞庭湖历来十分神秘，人们十分向往，历史上的诸子百家都曾游历过洞庭湖，洞庭湖因而又叫‘万子湖’。洞庭湖如此神秘，它的特色当然是天下‘谜’了。”
邓企华将洞庭湖的谜分成了成因变迁之谜、名人轶事之谜、民俗风情之谜、珍奇特产之谜、考古发现之谜等几大类。
由于曾担任过沅江市分管经济、招商副市长的缘故，邓企华看洞庭湖不仅用考古的眼光，也用经济的眼光来的考察。因此，把洞庭湖的谜团变成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洞庭湖也成为邓企华研究洞庭湖的落脚点。
邓企华认为，面对“洞庭天下谜”这么一个规模大、包揽广和内涵深的题材，将其策划好，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人讲旅游行业是‘点子行业’，旅游项目策划要将自然环境、民情风俗、人文历史、生物动态等，通过创新性的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和哲学理念的整合才能得出。但不管怎样，方案必须手笔大，我们要珍惜洞庭湖这个独特的旅游资源，努力地宣传它、发扬它和利用它，要把它做成湖南最大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
为了使洞庭湖得到较好地开发利用，邓企华这些年一直拿着自己《对洞庭湖旅游资源利用开发的思考》中的建议寻求有关部门的支持，“我认为，省里应该成立洞庭湖旅游开发课题小组，制作编写出《洞庭湖旅游开发项目建议书》，上报有关部门，争取国家支持。同时，要将位于洞庭湖中心的沅江市和南县、汉寿、安乡、湘阴、华容等县划为一起，组建成新的‘洞庭湖市’。只有这样才能调整行政体制，确保洞庭湖区的整体规划和开发，确保财力、物力和人力的集中使用，做大做强洞庭湖旅游的品牌。而现在，整个洞庭湖区是一个行政区划的边缘组合区，形成‘周围铁路、高速公路密如麻，唯独中间没一条’的发展边缘化。”
作为沅江市政协副主席，邓企华只能把洞庭湖的研究当作业余爱好来对待，这成为他的遗憾。“现在脑子里储存了很多东西，目前也没有时间沉下来写，等退休以后再把他们写出来吧。”
人物档案：
邓企华，1947年出生，安化县人，大学文化。1984年后曾任沅江县政协副主席、副县长，沅江市副市长等职，1996年任沅江市政协副主席至今。在洞庭湖区从事文物考古30余年中，发现古动物化石出土点一处，原始社会旧石器遗址4处、新石器遗址23处。2001年7月1日，在洞庭湖中心的赤山岛南嘴镇芭蕉村发现砍砸器等旧石器十数件，首次把洞庭湖地区7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至少10万年以上，受到湖南省人民政府记一等功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