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的《中国村落史》记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与此相反的是，我国的传统村落数量急剧下降：1986-2011 年，行政村的数量减少258020个，自然村的数量减少3380500个。

让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一幅幅产业兴旺、环境优美、村容整洁、文明和谐的乡村画卷在祖国大地上徐徐铺开。

乡村常被人们视为故乡的所在，“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寻找故乡”，而曾经那些村落的消亡，带走了无数人的故乡与天堂，谁人故乡不沦陷？在中国近百万村落消失后，可以为未来的农村建设带来哪些启发？

“消失的乡村”的困境

事实上，乡村问题不只发生在当下——1921 年，鲁迅在读者熟知的《故乡》一文中就对浙江的乡村境况有过描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20世纪30年代，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都是见证乡村变迁的经典之作，可见中国的乡村变迁并不是最近几十年才萌发出来的新问题。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乡村建设理论的开拓者梁漱溟就认为：“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这就将中国乡村破坏的历史至少上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

鸦片和鸦片战争对中国乡村的破坏及其严重，鸦片对农民有限财富的无限消耗，战争中增加的军费开支，战后付出的巨额赔款，“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到了农民群众身上”。

回到当下，胡彬彬认为，伴随着城镇化过程实施的征地拆迁和撤村并点行为，是导致村落急剧消失、消亡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有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村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因素，使村民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大迁移，村落人口的单向流失使得村落空间缺乏生机并不断萎缩，村落慢慢陷入无人来顾的境地。

按作家冉云飞在书籍《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中描述：当今中国，正经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城市化。

城市化浪潮正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活动风貌。城市化浪潮席卷中国每一寸土地……

变局之中，尘土飞扬，故土远去，自是百般乡愁在心间。过去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自己在变，而乡村不变；今天的乡村却是“到乡翻似烂柯人”，很容易产生“物是人非”之感，这就难免会让人发出“故乡沦陷”的感慨。

而在“故乡沦陷”的背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鱼笱效应”的压力。评论家熊培云曾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提出城市对乡村的“鱼笱效应”，鱼笱是捕鱼的工具。

“鱼进入篓子后，再也出不来，篓子像城市，把乡村好的东西吸进去，一去不返。这种沦陷感是贯穿了历史的。一百年来，乡村的财力物力人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却不回流。留下来的人素质越来越低。”

据相关数据统计，202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4%，而早在23年前的中国，城镇化率仅仅才达到30%。农村人口从1998年的8.75亿缩减到了2021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的 5.09 亿，净缩减数远远大于3.5亿。在这23年间，农村的人口不断涌入城市，而城市如同鱼笱一般，不断吸纳，最终连同农民原本的故乡一并吞没。

而当村庄再无，进城的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祖辈的故乡与回忆。正如费孝通所感叹农村人才的流逝：“乡间把弟子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去。”

事实上，在如今的中国，农村人才的流失不仅造成了农村“空心化”，而且这种空心化所导致的“政治上的不设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都加剧了农村衰败，从而进一步造成了人才缺位。

正如《中国村落史》里所述，乡村社会在新时代的洪流下进入了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无论是国家权力、市场资本、工业技术还是现代理念等，都能对其产生强势影响。中国乡村看似进入了一个一百年来最好的建设发展时机，同时却也走到了最为脆弱、最为危险的境地。

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可能所有的农民都转移到城市里去，无论城镇化、工业化如何推进，必然还有大量的人口要继续在乡村生产生活，他们所栖息的村庄不仅不能衰亡、不会衰亡，还必须建设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失序，促进乡村繁荣的重大决策和战略举措。

在评论人向观平看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乡村的演变分化还会加剧，有的村庄要逐步向城镇形态靠拢，有的传统古村落需要在保护中发展，有的村庄要优先建设、重点打造，有的村庄则会逐渐衰落，这符合村庄演进发展的规律，也表明中国乡村正在进行艰难而坚定的转型。这也正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如果我们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多年来中国乡村的变化，就会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体悟，也对巨变下的中国乡村发展之路，有更深切的理解。

正如我们必须正视乡村衰败与故乡消失一样，我们同样也需要看到，在广袤的乡土大地上，那些播种的希望，那些升腾的勇气，那些在荆棘丛中走出来的路，那些愈加坚定的信念和坚守，都在为我们展示乡村除旧布新、不破不立的发展之道。

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书评人维舟认为，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像美国和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比都低于2%，中国也不例外，未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种地；恰恰相反，历来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就是过密化，劳动力的不断密集投入造成边际效益递减的停滞状况，因为根本不可能让那么多劳动力都耗费在农业上，还能实现共同富裕。

“这就像金庸小说里的那个‘珍珑棋局’：原先棋盘上子太多太密，复杂到根本无法解决，结果无意中死了一片后，反倒局面豁然开朗，有了腾挪余地。可以说，如果不依靠现代化的力量把传统社会这个鸡蛋壳打碎，那就吃不到现代社会这个煎蛋。”

在维舟看来，虽然老家的年味和人情味也许淡了、老房空了，甚至土地或许也渐渐没人种了，但从另一面看，这或许也意味着中国农村社会终于开始逐渐摆脱以前那种只能依靠土地糊口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其他变化才有可能随之而来。只有把更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才能实现现代化。

用数据说话更加一目了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年丰收，棉油糖、肉蛋奶、果菜茶、水产品品种丰富、供应充裕。农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了一番多，农村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事业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特别是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正如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写到的一句话：“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或许，这也是我们审视乡村应该秉持的一种基本态度。

中国式乡村何去何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关键所在。

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乡村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模仿复制，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也绝不是以西方化的现代伦理话语实现对中国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彻底消解。

也就是说，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与重建，既是以乡村振兴为当下体现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伦理文化层面之必然结果，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乡村得以丰富、发展和实现的必要前提。

经济学家刘守英认为，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在刘守英看来，从乡村变局观中国转型，两个维度是至为关键的：一个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另一个是农民与村庄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乡土中国的“根”，乡村的经济活动基本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展开；第二个维度是乡土中国的“魂”，乡村的基本秩序围绕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展开。

那么，农民是否“离土”、能否“出村”构成了“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关键。

以此视角来看，中国已由过去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

未来的中国式乡村应该走向何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中国农村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稳健的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之福，而激进的城镇化很可能翻车；维持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仍有积极意义——它可以保障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生存时，返回农村继续生活，这或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秘密武器。

然而，农村并不会如之前一般以可控速度沦陷于城市化大潮之下，甚至被完全覆盖，未来的农村会与城市相融合，从而诞生新的文明。正如埃比尼泽 ·霍华德在其《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所述：“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

未来的农村必不会重回过去，然而也绝不会出现曾经的吞没。

文 | 吴双江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人物》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