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钩沉
苏轼“出言”与曾国藩“出山”
发布时间:2023-02-10 编辑:湖南政协新闻网
分享

人生在世,往往要作出许多选择,有的选择只关乎个人前程,有的选择却关系到更广大的人群。


总是想起两个人来,一个是宋代的苏轼,一个是晚清的曾国藩。他们各自的业绩可以分别用两字概括:出言、出山。


不“出言”,苏轼很可能当上宰相。这个可爱的人才华横溢,诗文书画兼通,嘉祐二年(1057)参加殿试,中进士。主持殿试后回宫,仁宗对皇后说: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可以做宰相的人,就是指的苏轼与其弟苏辙。苏轼不只是脑子好使,而且还肯放下身段干事,无论是做大理评事、凤翔府判官,还是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都颇有政绩,深孚民望。假若他只想光宗耀祖、获取个人利益,当小人利用王安石推行“新政”的机会作法自利时,他可以装聋作哑;当旧党卷土重来,尽废新法,他也可以不为新法的一些合理举措辩护。这样,一定能左右逢源、安享荣华富贵。


曾国藩呢,不“出山”,一生会过得简单而舒适。他27岁中同进士,最初的起点比苏轼低多了,做官的运气却比苏轼强得多,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不到38岁居然成了正二品的礼部侍郎,以后的升迁空间也可以想象。可别小看这个正二品,清代京官比地方官级别高,放到地方,就是总督,总督得兼兵部尚书衔才能晋级为从一品。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母亲病逝,他回双峰(旧属湘乡)老家丁忧,按惯例得守孝三年,可一年还没到,朝廷就命令其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团练。曾国藩是读书人,从来没参与过军队的事情,平时也没读过多少兵书,何况,当初咸丰帝是病笃乱投医,一口气就任命了43个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不过是其中之一,想拒绝很容易找理由。


然而,苏轼和曾国藩都是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面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苏轼不管不顾地“出言”了。从前程远大的京官被贬为杭州通判、密州知州,他忍了;后来由于“乌台诗案”,被流放黄州、惠州、儋州,担任完全不入流的小官,他也毫不在意。


曾国藩同样选择了在关键时刻“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以书生身份统军作战并非出于什么“人生设计”。当时太平军的势力席卷半个中国,其统治的地盘全是江南膏腴之地,曾国藩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可以将太平军打败,更没想到晚年会做上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步入晚清四大名臣的行列,他只是想着自己一个农家子弟,短时间做到那么大的官,“受恩深重”,国家有需要理应放下个人得失。在领军的那些年,他数临危境、几蹈死地、忍垢含辱,终于笑到了最后。


评价人,有个基本的维度是担当。所谓担当,并非是对利益的精确化算计,更不是最终抵达的所谓“成功”,而是临事之不惧、遭遇个人损害时之不惜、得到与付出相悖离时之不悔。当林觉民决定参加黄花岗起义时,他知道可能会牺牲,要不,他就不会写《与妻书》,但他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战场;当蔡元培走进京师那座充满封建气息的官僚子弟大学时,他一定考虑过自己的治校之举会遭遇强硬的抵抗,可他仍然选择了执着前行……没有担当,碰到事情怕这怕那,一个人就只能成就平庸的人生,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与你无缘。


苏轼的“出言”与曾国藩的“出山”,表面上千差万别,实际上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舍己。


文 | 游宇明


请使用微信扫一扫
请使用微信扫一扫
请使用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