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平
作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是指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凶手张汶祥刺杀一案。它之所以成为奇案，首先在于慈禧问曾国藩：“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再是李鸿章在复曾国藩信中说：“穀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翁同龢在日记中自叹“此三百年未有之奇事也” 。
自结案后到民国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凶手的动机并不像官方作出的“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指使及知情同谋之人”结论那样简单，曾一时出现许多猜疑的论调，甚至认为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势力在背后指使，理由是两江地区是湘军的禁脔，不容外人马新贻前来染指。奇案成了四大疑案之一。
曾国藩的重要幕僚、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不幸卷入了此案，传言马新贻在查办其子闹事的问题上未予关照，造成督抚不和，因此他有这个刺马的动机，遂被身在陕西的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发起弹劾。对此，远在湖南的王闿运在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八、十九日与郭嵩焘论及此事时，认为“其词不经” 。王家璧原在曾国藩幕府，后转投左宗棠，自同治五年（1866）后就没有了与曾国藩的往还记录。
即便当时的内部人，也不乏质疑者。比如刑部尚书、钦差大臣郑敦谨的助手、郎中颜士璋，就将全程参与审讯的经过记录在其《戊辰南行日记》里，尽管今人并不知他具体是怎么记录的，但都采信他第六代孙颜牧皋声称日记中写到“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的说法。其次是曾国藩的门生孙衣言，曾受马新贻的知遇之恩，刚于同治九年以道员代理江宁布政使，作为马新贻的下属，在事后为马新贻撰写的神道碑中坦陈，他拒绝在供状上签字表达不满的原因，是认为非用酷刑不能让张汶祥供出幕后指使者。
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有一位寂寂无名的陈镜题，曾是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的刑幕，后来随至江宁襄办文案。在司道会审张汶祥时，他参与录供，事后写过一篇《马端敏公被难经过》（马新贻谥号端敏），后来又把详细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孙子陈功懋。他还抄存了一册《特奏巨案》，内有刺马案的全部原档奏稿，但是事实和情节与陈镜题自己的笔记有很大的出入。比如张汶祥有许多重要的口供，并没有出现在奏稿中，而刺马的起因与动机，也与笔记所记有很大的差异。陈功懋在进行比较后发现，当年的奏稿，是经办官员对事实有意做了篡改，掩饰隐讳，意在大事化小，草率结案，由此给外界造成了许多臆测空间。陈功懋在民国时期就对此案做了初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65年专门撰文，发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据陈镜题最初的记述，张汶祥原籍河南，自幼学习武术，擅长技击，因与邻居争讼而杀人，逃逸外地。先至湖北，继至湖南，最后流浪到皖北的宿州时，已经改名文祥（汶祥系发案后官方为其定名），成为捻军孙葵心麾下的一名小头目，后因兵败逃亡浙江宁波。早年的江湖结拜兄弟邱材青、龙启云在浙江南田结寨为寇，他就此加入，与南田寨的线人罗法善合伙，以开小押店兼做负贩为掩护。又娶罗法善的女儿，就此安家落户。不久，由同伙陈养和在浙江湖州新市镇另开一小押店作为联络点，张汶祥则往来各地，联络各方势力。
当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至宁波，张汶祥加入，为此将家眷先送至湖州新市镇安顿。初隶李秀成部下，后转隶李世贤。曾转战于苏、常，及闽、浙、赣、皖等地。南京被攻克后，张汶祥从福建回到浙江，那时邱材青的海盗团伙已经遭到马新贻的严厉打击，他积极联络旧部，以图再起。
马新贻被刺场景画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曹州府籍，今属山东菏泽市牡丹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这届进士中后来涌现了许多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张之万、沈桂芬、郭嵩焘、沈葆桢、马新贻。其中张之万是该科状元，刺马案发生后，先是由他主审。
马新贻未被选入翰林院，其仕途是从分发安徽开始的，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同治三年（1864）九月调升浙江巡抚，同治七年（1868）正月升闽浙总督，但未到任，随即又调补两江总督。他以20年不到的历练就爬升到总督的高位，官运如此亨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全案唯一的见证人时金彪，是河南杞县人，幼年随家人逃荒到皖北。捻军兴起后，他参加了当地的团练，充当练勇，因体格魁梧，臂力过人，被初任合肥知县的马新贻率练勇剿捻时相中，提拔为亲兵护卫。
咸丰八年（1858），马新贻任庐州知府（即今合肥市），捻军与太平军陈玉成联合攻城，马新贻与时金彪中伏被俘，俘获两人的正是张汶祥，他在简单讯问后先是放了同为河南老乡的时金彪，后又在时的恳求下释放了假称张姓的马新贻，且以马相赠。两人逃到庐州城外才发现庐州已经被捻军占据，只得逃往安庆梁园镇，向安徽巡抚翁同书诉称自己兵败失城，单骑求援，但隐去了被俘一事。这是张汶祥与马新贻的初次交集。事后，马新贻以追“贼”中伏，误失城池、丢失印信的罪名被从宽发落，仅被革职留任。
作为患难之交，马新贻对时金彪更加信任，在任安徽布政使时，曾于同治三年九月派他到福建公干，结果正碰上太平军余部攻打漳州城，不但又被俘虏，而且俘虏他的竟然还是张汶祥。这次张汶祥依旧放走了时金彪，甚至托时金彪荐投湘军黄少春部，但被拒收。
时金彪回到安庆向马新贻交差时，隐瞒了自己又被张汶祥俘虏之事。在马新贻被刺杀的数月之前，时金彪已经被推荐给江宁布政使李宗羲差遣，案发后已经随之调山西抚署，被押解回南京质讯，结案后被革职充军，但不久就复职了。
更有甚者，张汶祥从福建回到浙江后，在杭州与时金彪不期而遇。当时正好马新贻回山东省亲不在，就让他进衙门暂住。在两人无话不谈中，张汶祥透露了自己的妻子已经被吴炳燮骗走之事，请时金彪代为打探去向。时金彪在了解姓名、年龄、面貌等信息后意识到，张妻罗氏很可能就是马大人几个月前新收的三姨太。张汶祥在巡抚衙门里住了十余天，有一次，时金彪酒后失言，告知马大人就是当年在庐州放走的张某人，而且张汶祥的妻子很可能就是在给马夫人当贴身女佣。这让张汶祥又惊又怒，即刻就欲与妻相见，被劝止。后来时金彪征求张妻的意见，她拒与张相见。
由此可知，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的动机，一是因马早先对他们那个海盗团伙的严厉镇压，二是因当年的盲目释放，三是因其妻拒与之见。
陈镜题记述，当时金彪招供这些情节时，梅启照等审问者相顾错愕，录供者也不敢下笔。从其供词来看，他们只采信了在漳州被俘之事、在杭州收留张汶祥之事，略过了马新贻曾在庐州被俘之事、张妻已经进入马府当女佣（实被收为三姨太）之事。而在结案报告中，张汶祥的刺杀动机只限于对马新贻当年重手剿海盗、拒受他寻妻诉求这两项而产生的怨愤之上。至于张妻，张汶祥称已经受他逼迫自杀，陈镜题则说她是于案发后第三天自杀，外界绝少知道，而且马新贻本人也对她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
这也就意味着，不是郑敦谨、曾国藩会审时，时金彪已经翻供了，就是郑、曾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对张、时的供词做了相应处理。
由此一来，时金彪的供词在原档奏稿中并没有完整显示，使得这个唯一的证人在该案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分量。况且，在会审刺马案的主要官员中，有的是马新贻的同年（如张之万），有的是马所栽培或识拔的僚属（如孙衣言、袁保庆），有的是马的私交好友，因此对时金彪供词中关于马曾在庐州被俘、马误纳罗氏为妾之事进行掩饰或是不得已之举，既能顾全其名声，也无碍于朝廷对其褒扬。
但这番处理显然难以服众，有诸多漏洞难以自圆其说，如薛福成曾引述张汶祥之言：巡抚不为我追赃，使吾妻有轻我心，是杀吾妻者巡抚也。这番说辞未免太过牵强。仅以他替同党报仇、为拒受申诉就对一个总督痛下杀手进行报复，在逻辑上也难以成立。
由此一来，各种阴谋论就有了产生的机会和空间。郑敦谨事后不回京交差，而是滞留于江苏数月后直接辞官归湘之举；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八月十四日复曾国藩信中有“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穀山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之语；孙衣言在墓士铭中的“则何心，而勿公计则。我铭之石，无所避阿”之语等，更是强化了人们对该案的进一步猜疑。所谓“负乘致寇”典出《易·解》，大意是因才德不称其位而导致盗寇入侵。这应当只是暗示马新贻的能力与资历还有所不足，同治七年的提拔不尽合理而已，并不能理解为有朝廷不应派他深入湘军势力范围之意。如此种种，终使官方结论与民间看法大相径庭。
曾国藩、郑敦谨何以要对张汶祥、时金彪的口供进行处理？除了为尊者讳，恐怕还有翁同龢的因素。咸丰六年（1862）的状元翁同龢，是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次子，两度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他与同治皇帝及慈禧太后朝夕相处，声望正如日中天。当初识拔并宽免过马新贻失守庐州罪责的安徽巡抚翁同书，正是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于同治元年（1862）因失城之罪被曾国藩、李鸿章发起弹劾，遭免官流放，同治三年病逝于甘肃。
如果就此深究下去，不仅马新贻的形象会有污点，也难料有更多的人会卷入其中，故曾国藩难免有所顾虑。在后世，掌故学家邓之诚在谈及此案时就说：“国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以至传闻他曾经感谢进士同年郑敦谨能够“折衷”处理这个案子。
曾国藩与马新贻的私人关系并不算差，更谈不上是政敌。菏泽市博物馆今藏有他赠写给马新贻的一副对联：龙章凤姿照鱼鸟，紫袍玉带真天人。马新贻被刺后，曾国藩赠送了挽联，书信与日记中没有什么负面言论。唯于同治二年（1863）的年终密考中有“惟过于圆适，难期正色率下”之语，似不甚满意马新贻的治理能力，可能就是后来李鸿章认为提拔不当的原因。
至于湘军将士不满马新贻大肆裁撤湘军旧部之说，也难以令人信服。在案发当天负责演武场警戒的两江督标中军（负责总督署的日常守卫）有多人接受了调查并录口供，其中副将喻吉三是湖南宁乡人，武巡捕叶化龙、差弁刘云青（守备）是湘乡人，他们均是跟随曾国藩多年的亲兵旧部。虽然曾国藩已经调离，但马新贻并没有将他们更换。即便如颇有微词的孙衣言，曾国藩在临终前依旧保举他为安徽按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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