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他的字。
人生很难一路滔滔，总会有挫折、有失意的时候，面对挫折和失意，有的人从此走向毁灭，有的人却仍可活出自身的价值。陈独秀无疑属于后者。他晚年耕耘于音韵学和文字学这两个领域，并创造出自己的成就。
对于陈独秀，国人并不陌生。他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安徽安庆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虽然陈独秀不到两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但他所过继的叔父却是举人出身，学富五车，为官多年。他六岁便跟随严厉的祖父读书，逼着他熟读“四书五经”，但据他自己说，真正让他用功读书的却不是祖父的板子，而是母亲的眼泪。他生性不喜欢八股文，讨厌刻板束缚个性发展的东西，无心考科举、求功名。所以，他到南京参加乡试只是为了“以了母亲的心愿”而已。乡试不第，对他来说是“意外有益”，从此与科举彻底决裂。在康、梁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追求新学，投身政治，1901年首度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维新的真理，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回国后，他先后参与《国民日日报》的编辑、主办《安徽俗话报》、创立岳王会，于1915年与胡适一起发起新文化运动，从而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
综观他的一生，风风火火，奋斗不息，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投身革命斗争，包括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二是进行学术研究，主要是音韵学和文字学研究。可以说，在参加革命活动之余，在革命受挫之际，在身陷囹圄之中，特别是在人生进入晚年之后，他把自己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两项古老而冷僻的学科研究，辛勤耕耘。他以为，自己始终坚持这样，不仅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国情，更重要的是继续推进已经开创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事业。他曾在信中这样对台静农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即中国史、中国文字）各写一部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未竟之功。”可见，他的学术研究并非与所投身的革命斗争毫无关系，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为的是完成未竟的事业。
由于国学功底的深厚，而且通晓日、英、法、德等多国文字，因而，他每当革命处于低潮，或人生遭到挫折的时候，都能很快转身于学术领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他被当局通缉，“亡命上海，闭户过冬”，于是写下了他的第一部文字学专著《字义类例》，后由亚东图书馆出版。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又隐居于上海进行汉字拼音研究，为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问题大胆探索，写出了《中国拼音文字方案》。他曾为该书出版问题给胡适去信说：“存尊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早日出版，能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注音字母这一工具又不太适用，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但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连手稿也不知所向。
他先后八次遭到通缉，五次被关进监狱。他曾是这样对青年学生说：“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1932年，他在上海被抓，以危害民国罪判刑八年，一连关了五年。他不断向朋友去信，请求帮助寻找有关书籍，而且以朋友的接济大量用来购买资料。通过绝食抗争，他把牢房当书房，在12平方米的监狱里增设两个大书架，摆满了政治、经济、地理、社会、文字等各方面的书籍。他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实庵字说》等四篇论著发表于《东方杂志》上，完成了《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晋吕静韵集目》、《表》、《千支为字母说》、《甲戌随笔》等六篇论著手稿，还有启动《屈宋韵表及考释》、《识字初阶》等两部论著的写作。在这里，成为他学术成果最为丰盛的时期，不能不说是奇迹。
《小学识字教本》是他进入晚年后的重要学术成果，也是他研究文字学的集大成之作。1938年，被释放出狱的他，避居重庆江津。因患有高血压病，身体每况愈下，常常左耳轰鸣，右脑阵痛，“写信较长，都不能耐”， 但他仍坚持“日写五六小时”，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于这部著作的写作。他在序言中说：“昔之熟师课童，授徒不释义，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书释义矣，而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至二三千字，其戕贼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犹以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目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也。”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上篇写出后就遇到出版的困难，为书名问题被一拖再拖，最终在他去世后才由国立编译馆油印50本分送有关专家学者。29年后，梁实秋才将自己的收藏本拿出来首次在台湾影印出版，让其传世。
作为学者的陈独秀，一生可谓艰苦卓绝、硕果累累。从他身上，让人似乎看到那种“不做官能做教授”政治家形象，更看到了那种始终不渝“以竟《新青年》未竟之功”的信念。不能不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