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成

　　我今生得遇的第一位良师与恩师，是我的小学老师毛子山先生。

　　毛老师是日本人，原名叫铃木弘起。他的亲生父母是侵华日军的军医，据说光复时，被愤怒的中国民众打死了。毛老师和他的弟弟便成了日本战争孤儿。

　　据说，抗战胜利后，不论是朝鲜，还是韩国，几乎没有发生一例收养日本战争孤儿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中国，尤其在我们东北，却发生了许多收养日本战争孤儿的故事。每每想到这点，我都备感自豪。

　　毛老师的弟弟被当时群生乡的一户刘姓农民所收养，这辈子没念多少书。而毛老师则被当时河口乡的一户毛家所收养。毛家对他视若己出，给他起名叫毛子山，供他读书直到大专毕业。

　　毛老师教数学，后来也教语文，教得特别好。我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就是他激发出来的。

　　得益于毛老师的培养，我参加各种数学考试，屡屡获得好成绩。1978年高考，在几乎没有复习的情况下，我的数学考试成绩仍然是60多分，是报考文科考生中的佼佼者。

　　读三、四年级时，毛老师开始当我们的班主任。

　　那时，学校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内容是割草卖钱，给班级挣班费。学校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割草30斤以上。对此，我很不满意，公开提出异议：人的体力和能力不同，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割草30斤以上，不合理。我身体瘦小，力气小，每天割不了30斤草。

　　毛老师十分严厉地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无论是谁，都必须完成，没有人可以例外。

　　气愤之下，我“义愤填膺”地怒斥道：“你是日本法西斯！你实行的是日本法西斯教育！你们日本人过去欺负我们，现在还想欺负我们，我决不忍受你们的欺负！”

　　当时，毛老师气得嘴唇直发抖，他大声吼道：“我是日本人怎么了？党和人民信任我！”

　　之后，毛老师对我实行了严厉的“惩罚”：每天早晨上学，不可以先进教室，必须先到老师的办公室，背一首古诗。这种“惩罚”，持续了近两个月。如今想来，这是怎样美好、奇妙的“惩罚”啊。

　　有一次，全校上课间操之后，校长讲话。校长讲完话以后客气地问在场的老师和学生谁有话要说。不知怎的，我竟然举起手来大声说：“我有话要说！”一边说一边快步走上前面的方形高台。为什么要说，都说了些什么，我至今也想不起来。我想，大概是我很想把妈妈刚给我买的一双非常好看的条绒鞋显示在全校老师和同学的面前吧！？

　　这是一次颇有“轰动效应”的“校园事件”和“行为艺术”。从此，我就成了学校的“明星”和“名人”。对我的这一举动，毛老师很欣赏，他像慈父一样，笑着拍了拍我的肩，摸了摸我的头……

　　读五年级时，一次写作文，我有心无心地问毛老师：可以写诗吗？毛老师回答说：你想写诗吗？想写，你就写吧。于是，我就写了一首《歌唱大好春光》。毛老师给了我一个5分，写了一篇令我十分兴奋和鼓舞的评语。

　　刚上初中，我就很意外地收到了由毛老师转来的一封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来信、一本《吉林省中小学生作文选》和一支 “金星”金笔。这本“作文选”，我一直珍藏着；而这支金笔，我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刚刚考取东北师大中文系的哥哥。

　　对于我，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组织全省中小学生征文，毛老师将我写的那首《歌唱大好春光》寄给了吉林人民出版社，结果，被选入《吉林省中小学生作文选》。

　　这篇作文，是我今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它的公开发表，给我今生的“文字书写”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而毛老师，则为这个“奠基礼”铲了第一锹土。

　　后来，毛老师成了中学老师，在我市的另一所中学（第十六中学）任教。文化大革命中，他不仅被“触及了灵魂”，而且被“触及了皮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毛老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故乡（山形县），继承了亲生父母和叔父的遗产，享受到政府的抚慰和补偿。

　　毛老师很快就把他中国的父母接到日本享清福。但是，他中国的父母想念自己的祖国和故乡，毛老师便把他们送回中国，自己也随他们回到中国，侍奉他们的晚年。直到二位老人去世后，他才回到日本自己的故乡。

　　毛老师很关心我。在我研究生毕业已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后，他还给我寄来许多资料，希望我到日本名牌大学留学。

　　毛老师很热爱中国，很想为中国人做些事。他是在一次送别中国的一个教育代表团离开日本之后返回自己家的途中，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的。这真叫人唏嘘不已。

　　毛子山老师的故事，是中国人富有博大爱心的美好见证。好树结好果子，毛老师把自己得享的爱化作自己的灵魂，把它“反哺”给了自己的中国学生。

　　鲁迅十分缅怀他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时的恩师藤野先生。在我心中，毛子山老师，就是我的“藤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