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朋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二月，国史馆小官苏轼向皇帝上万言书，旗帜鲜明地指责王安石变法得不偿失，“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并恳切期望神宗采纳他的三句话，“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苏轼强调，“存纪纲”的关键在重振台谏。

　　沿用唐制的宋初，朝廷设置纠弹百官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又从门下省析置谏院，执掌规谏朝政、官员任用和行政措施等。御史台和谏院并称台谏，它是国家监察、监督制度的两大支柱。台谏言官品级不高，却可以对从皇帝到所有官员作批评、弹劾。御史还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一如唐代左拾遗白居易之说，“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以对权力、官员的约束、监督论，宋朝中前期是较为完善、严密的。台谏制度也产生了包拯、范镇、赵抃、唐介、王素等青史留名的贤御史、好谏官。

　　可年轻的宋神宗御极后，急于求成，宠信王安石，为推行新政而搞权力“大洗牌”。不但罢黜韩琦、富弼等元老重臣，而且拿台谏开刀。御史中丞吕公著等11名御史和3名谏官，先后被赶出朝廷。在将孙觉等6名御史贬为偏远的外县祭酒的同时，又把李定、舒亶、邓绾等投机钻营之徒委任台谏要职，充当排斥异己的打手。就在朝局动荡、台谏制度遭受重创的情势下，苏轼进言“存纪纲”、振台谏。

　　苏轼论台谏说了些什么呢？

　　他先是让皇帝明白祖宗设置台谏的用意。“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包括皇帝、宰相在内的手握大权者，都要倾听台谏的批评，不可以言治罪、堵塞言路。“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台谏制度是为约束、防范权力滥用，还可把奸邪遏制在萌芽状态；即便没有奸邪，台谏制度仍须坚持、发扬。这好比“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苏轼认为，台谏制度乃是朝廷的一项根本制度，动摇不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清洗台谏，打击敢于直言朝政缺失的言官，违背了太祖、太宗定下的祖制、成法。

　　苏轼又要皇帝正确对待“天下公议”，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议沸腾，怨渎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朝中老臣、台谏官员对变法有不同意见，老百姓也对青苗、均输、免役等新法诸多不满，怨声载道。台谏官员依据“天下公议”，批评那些新贵，乃职守所在、责无旁贷！苏轼既为台谏官员受贬鸣不平，又指明台谏代表社会舆论进谏的合理性。其力挺社会舆论监督之意，最清楚不过了。

　　“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这是苏轼对皇帝的赤诚忠告，也是其论台谏的点睛之笔。一个朝廷、国家，推出某项新政策，总会有不同意见，企求人人赞同、一致拥护，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如果只准“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一窝蜂地唱赞歌，不许有争论，进而以对执政（即王安石）的态度划线，顺昌逆亡，用严刑酷法强制百姓服从，那就十分危险。以人划线、排斥异己的虐政，只能使人主受蒙蔽、孤立，以致王权旁落。而且，违逆官心、民心，一意孤行、撞了南墙不回头，只会在错误道路上愈滑愈远，以至自取灭亡。苏轼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打破君权神授，人主须以百姓之心为心，苏轼的高明似有穿越时代之感。

　　苏轼不可能有现代国家的依法治理概念。然其论台谏，确将台谏制度、即约束监督权力的制度，上升到民心得失、社稷存亡的新纬度。可叹宋神宗对苏轼的万言书置若罔闻。9年之后的元丰二年七月，论台谏的苏轼，却被李定等厚黑御史构陷“乌台诗案”，削去湖州太守之职，在御史台监牢受审4个多月后贬谪黄州。但他明白，在台谏制度下广开言路，容许批评，于国于民都有益无害。巴黎《费加罗报》报头印着的一句话，官员们需要深思力行——

　　“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