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惊悉萧蔚彬先生离世，我很悲痛，久久不能自已。

　　我和萧先生认识很早，至今二十年矣！那是1997年，我在北京攻博，课余在一些文摘类的报纸上，常看到一家名曰《同舟共进》杂志的文章，针砭时弊，可谓刀刀见骨，不遗余力，不由心向往之。但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市面上又见不到，故很长时间竟不知这家杂志在何省何地。后来，也写成一篇忧患国是的长文，向多家杂志投递，多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唯有《博览群书》杂志主编金先生回书一封，鼓励有加，却道是言辞过于直白爱莫能助。只好又冒昧地给《南方周末》一位大主笔写信，询问《同舟共进》的联系地址。人家还好，在撕掉的一张杂志扉页上写了《同舟共进》的地址邮编，回了过来。于是，我将稿件寄给了《同》刊。半年过去了，音讯全无。焦躁之余，即写封“主编先生亲收”的信，不免发些牢骚，并不敢指望人家回信。

　　未料几天后，就收到了来自广东的挂号邮递，在一本名曰《告别万岁》的书中，夹着封落款为“萧蔚彬”的信。内云，接到我信后，他立即翻找出那篇稿件亲自查看。当初阅稿的编辑认为作者忧国忧民之情可嘉，但文中表达的情绪会给人以“今不如昔”之错觉，因此未予上报。萧先生说，他完全同意我文中“不能把什么坏事都推给前人，当代的事情只能由当代人负责”的观点，允诺将很快发表拙作，同时，还要求那位阅稿编辑以此为教训，以后千万不可再作“遗珠之漏”，并特寄来《告别万岁》（《同舟共进》百期作品选）一书，以表歉意。

　　接信后，我十分感动。想我一个无名“青椒”，以萧先生在文化界的盛名隆望，居然能亲自回信致歉，其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之高风，怎不令人折服、敬爱。从此连连向萧先生投稿，一发不可收拾，而萧先生也连连发表我的文章，时时来信给予鼓励。记得有篇《人治的胎记》，由于言辞较为大胆，虑不能问世，未料，几天后，先生竟亲自打电话到我所在的学生宿舍，说可发表此文。先生说此文颇有新意和锐气，他还给编辑部同仁说，这一定是位年轻的作者。其实，那时我已经人到中年了。当我连连向先生道谢时，先生反而说，我应该向你们这些作者感谢。感谢你们支持我们的刊物。可见先生于我，是真正有知遇之恩的了。也可以说，是我走向杂文之路的导师。后来在我毕业时，先生还写信关心我的工作是否有着落，令我至今思之泫然，感念不已。

　　但后来，渐渐地，和先生开始有些不睦。大约在2002年到2004年间，为“样板戏”之事，曾两次爆发了颇为激烈的冲突。我以为“样板戏”内容艺术上尚有可取之处，不可全盘否定。先生的意见则相反。但我们的争论，是“君子和而不同之争”。我投给《同》刊的稿件，只要合乎刊物要求，先生仍照发不误。直到先生“卸任”主编前签发的最后一期杂志，还发表了我那篇《弱智秀》。我曾给先生写信说，我以为你不会再发我的文章了。先生则回复说，争论归争论，发稿归发稿，这是两码事。

　　嗟乎！单凭先生对待一个“青椒”人物之雅量，足可“山高水长”，更遑论他将《同舟共进》炼成名刊的巨大文化贡献？可他身后，我除了在网上看到吴非先生博客上的一篇悼文外，文化界竟是一片鸦雀无声。世态之炎凉、人情之冷暖，奈何一至若此耶！

　　还在2002年夏季，先生来西安出差，曾委托陕西政协旗下的《各界》杂志主编马治权先生邀我相聚一见，但我正在南华北一带“地质跑野外”，结果错过了见面的机会。先生退休后，我们有几年仍时常通过电邮或电话联系。他似乎有些落寞。我亦曾两次去广州出差，有心拜望先生，但有次发电邮未见他回复，以为多有不便，只好暂时打消此念。去年2月7日春节那天，我再次短信向他拜年，他第二天回复道，“谢谢您还记得我，一切都好吧？祝猴年吉祥，诸事顺利”，文字间似有些伤感。我回复说一切还好，若有机会再去广州，一定看望先生。他又回复说“好，恭候光临”。延至是年10月7日，想到认识先生多年，却至今缘悭一面，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拖延了！于是给先生又发短信，信云：“萧先生好。不知萧先生近日一切是否安好？我争取11月份能来广州一次，看望先生”，但未见回复允准，只好作罢。今年大年三十，即1月27日，我又向先生短信拜年，并提及去年曾想去广州看望他一事。至2月1日，即年初五，仍未见回复，忽生不祥之感。赶快上网，果然看到吴非先生“送别萧蔚彬”之博文，这才知道，先生竟于去年11月14日魂归道山了！享年亦不过72岁。

　　呜呼！继朱铁志先生之后，萧先生又去了。一年不到，思想界和杂文界竟接连痛失两位大将！恩师生前，擦肩未见，如今更向何处觅寻？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令人如何不陡生太虚无常之慨？造物不公，命途多舛，“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天意奈何无情若此！如今，也只能将这篇小文，化作心香一缕，向南遥祭，以哭先生了！

　　愿先生在天国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