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

　　2016年5月25日，作家杨绛以104岁高龄与世长辞。她的散文《干校六记》再度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此书“哀而不怨”，回顾了干校生活的六个片段。有意思的是，杨绛驾鹤西去之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名字相近的书：《干校札记》，讲述的是同一所干校的故事。作者徐方和杨绛不是一代人，她随母亲张纯音来到这所干校时，是个15岁的少女。两本书互为补充，可以让人感受到这所干校生活的更多侧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个“卧虎藏龙”之地。人们用“学部一条虫，社会一条龙”形容这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文学所的钱锺书、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骆耕漠、巫宝三、顾准等。而这些学者从北京下放到位于河南息县农村的五七干校，却斯文扫地了。在徐方笔下，语言所卖饭票的吕叔湘，文学所斜挎大帆布包天天取邮件的钱锺书，喂猪喂出了境界的何其芳，搓麻绳的俞平伯，仅仅点到为止。她描述较多的是这些老弱病残高级知识分子拼尽一年多的血汗，在盐碱地里种的低产庄稼，平地盖起的土坯房，如何随着一纸迁移令下来，全部丢弃。徐方还重点讲述了几位名贤的故事：

　　陆志韦，司徒雷登之后的燕京大学校长。他曾说：“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他严词拒绝去台湾，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新政府。毛泽东等从西柏坡进北京，他是与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同到机场迎接的著名人士。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了，他被调到学部语言所；下干校时，已经76岁。

　　关淑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的夫人，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她原来学计量经济学，熟知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回国后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用不上了。关淑庄在哈佛读书时，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打破哈佛经济系多年纪录，被授予金钥匙奖。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到经济所访问，见到关淑庄。翻译过来帮忙，钱纳里笑说：“我跟她之间还需要翻译吗？”原来，他和关淑庄是同班同学。

　　孙世铮，与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两人受教育的过程几乎完全相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同住一室。杨振宁因与岳父杜聿铭的关系不能回国；孙世铮回国到了经济所，因用非所学，一蹶不振。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有美国人问他：“中国得过多少年才能出一个你这样的奇才？”杨振宁说:“你错了，中国人聪明得很，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想至少得有一千个吧！”

　　巫宝三，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柏拉克、熊彼德等，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年差点戴帽，从此不谈经济思想，知道他的人不多。顾准思想家地位已得到公认，他最佩服的人是巫宝三。只有顾准知道巫宝三一直跟踪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并从他这里了解到西方前沿的经济学著作。

　　学部的那些硕学鸿儒，被徐方还原为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有带光环的一面，也有常人的侧面。比如，有人不避嫌疑给他人很多帮助和关照；有人批判起别人，敢于睁眼瞎说，当面对质，滔滔不绝。事后，真诚忏悔，声泪俱下者有之；怨天尤人，一脸无辜者有之。

　　某些时候，深厚的学养也难免让人陷于尴尬。中央戏剧学院的孙家琇教授就是一例。50年代初，我父母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听她讲莎士比亚戏剧，说她讲课非常精彩，呼声很高。孙家琇是经济学家巫宝三的夫人，下干校时，夫妻二人申请要求在一处，得到允许。最初，徐方看到的孙家琇：五十出头，走到哪儿都带着个弱智孩子。包着土里土气的方格头巾，像个村妇。徐方的母亲当然知道孙家琇的学问，她们很快成了朋友。易子而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张纯音让女儿向博学的孙家琇讨教文学。孙教授推荐的作品竟然是浩然的《艳阳天》。多年后，徐方才理解：孙阿姨1957年当了“右派”，已是惊弓之鸟；当时如此“指导”她，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朋友的女儿。经济所有人知道孙家琇，说她早年求学美国，学习极为刻苦，酷爱体育运动，尤爱骑马。骑马时着男装，戴礼帽，风度翩翩，人送雅号：女绅士。徐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女绅士”与眼前的“村妇”联系起来。

　　对于《干校札记》，不论是吴敬琏的序，还是赵人伟的跋，都强调是从一个阅世不深少年的视角回忆干校生活，因而肯定此书的独特价值。这当然不错。但并非所有少年视角观察成人世界的回忆文章都能让读者产生兴趣。而徐方的书之所以有独特之处，恐怕与她少年时代和顾准的交往有关。顾准病重时想和子女见面而不得，徐方给他写来一信：“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我就是你的亲女儿。”让顾准临终前获得了莫大宽慰。顾准观察褒贬人间世象百态的风格或许对她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对笔下人物的选择和捕捉，眼光可称犀利，没有平庸的讲述，廉价的赞美。这样一来，此书就有了入木三分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