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安

　　母亲打来电话，要我无论如何得回去一趟，有事情找我。能有什么事情呢，这么急的？我三姐的单位离家近，她上下班都会经过家门，平时母亲有什么事都由她招呼着处理了。我想，母亲大概是太寂寞了，一个人住着，身边虽有保姆，却是无法替代亲情的。不过，尽管盼着儿女回家，她却很少主动催促我，可能见我隔河渡水的住得较远，更认为我工作很忙，非常体谅我。这次来电话，莫非真有什么事情？

　　急急赶回家，一进门，就看见门旁的简易沙发上坐着一老妇人，戴着老花镜在看一本书。老妇人见有人进屋，忙合上书本摘下老花镜站了起来，我瞥见那本书是新版的《青春之歌》。老妇人怕莫有70岁了，头发花白，瘦高个，身板挺直，精精致致的模样，看不出明显的老态，却是一脸皱纹，面色苍白。这老妇人我从没见过，我想可能是母亲的老同事，一退休职工，来与母亲聊天的。

　　我喊过母亲，又对老妇人笑笑。老妇人更是笑着说：“哦，是少爷，哦张同志回来了，我筛茶去。”我想去阻止，哪能让客人来筛茶倒水的。这时母亲在一旁说：“让她去吧，她是新请的保姆。”我一惊，怎又换保姆了？我们常笑母亲，说她一年换十二个保姆，却没有一个过年的。都说保姆不好请，可母亲却有办法常换常请，这个上午走，那个下午就来了，衔接自如，不留空白。不过这老妇人这么大年纪了，居然还离家来做保姆，真是不可思议，而且还能识文断字读小说。看神态气质，也不像是为挣几个辛苦钱从农村来的老大妈。

　　保姆迈着一双大脚去厨房泡茶了，母亲就对我说：“哎，别人介绍的，瞒了她的年纪，她来了，我问多大了，她倒是讲直话，满八十了！”母亲亮出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做了个手势，摇摇头，“比我还大呢，我哪敢要啊，她赖着不走，呆了三天了，做事倒利落，也爱熨帖，太老了呀，要是发个病有个意外，我是担不起责任的。我喊你来，就是要你去辞退，我好的歹的都讲尽了，她都不听，说是在乡里，都是崽做主，崽说了算。”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原来母亲真遇上难题了，可这尊“神”非我所请，怎须我来“说了算”？

　　这时保姆从里间走出，递上茶后，就自如大方地坐到我旁边的沙发椅上，没有乡下农妇的拘谨和畏缩。她带着微笑看着我，眼光不是老迈浑浊的那种，不仅亮还有神，真看不出她已是八十高龄。她说：“张同志，我晓得张翁妈嫌我太老了，但我也不会怪她，”——瞧，她真会说话，好像不请她倒是母亲的错，“老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都怕担责任的。可是，张同志，你看我像八十岁的人吗？我硬朗得很呢，再说张翁妈的这点事，我做了轻松落豁的，我保证招呼得她满意。我还会讲故事，还可以给她读小说，人老了，不仅要吃好穿暖，还要心情舒畅，我陪她打讲，讲笑话，她一准开心快乐。你说是不是，张同志？”

　　我能说不是吗？你看她说话既文又俗，思维清晰，哪像耄耋老妪呀，这保姆除年龄外，真是百里挑一的难得人选了。可人实在太老了，又有妈妈的吩咐，我就振振有辞说了一些理由，归根结底一个意思：请她明天就走人。

　　她神色黯然了，说：“我让张翁妈把你叫回来，原想你是读书人，明事明理，能体谅人，能把我留下——张同志，我在乡里不是没吃没穿，我有崽有女的，都过得很好，我就是闲不住，还想在能动能挪的时候来街上住住，我以前也是城里人哩，我还进过县里的学堂……唉，那些陈年旧事就不提了，这样好不好张同志？工资随便给，不给也行，我算是义务来陪张翁妈的，行么？”真有些乞求味道了。

　　我一时无言以答，脑子里却想开了，这保姆看来是有些经历的。从年龄推测，应该在民国初期她就进学堂了，如果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是难得有这个能力的；像她这般年纪的人，当年没裹小脚，当属新女性了，我母亲比她小好几岁，却是双“解放脚”。那么，她又是怎么去了乡下的呢？也许她当年无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了乡下土财主的家门，而婆家却家道中落，一蹶不振；也许是她反逆当时的社会礼教，自由恋爱，爱上一位公子哥儿，而公子哥儿却始乱终弃，将她遗弃乡下……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也许”。但人生中充满了太多的变数，个人是无力抗拒和变通的，只能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了，以致这位有别于农妇的老人，在生命的垂暮之年，还企望能过过城里的生活，说是去回味自己曾经的人生，可能更确切……面对这位老人的请求，我能说什么呢？

　　她见我沉默着，急了，说：“我晓得你们是担心我出意外，张同志，那我可以立个字据，我在你们家，是病是死，你们不负半点责任！”

　　“那、那要不得，要不得的，”我劝她，“您还是，还是回去吧，别为难我们了。”我不再振振有辞，只在沉甸甸的心里叹了口气。

　　老人的眼睛红了，她慢慢地掏出一条手帕，轻轻地扑着双眼。

　　母亲也不做声，默默地坐着。

　　趁老人进厨房准备中饭的空挡，我匆匆向母亲告辞，我没有完成好她交托的任务，将“皮球”又踢给了她。

　　过了两天，三姐打电话来说，妈妈又换保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