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池陶

作者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1977年，我在长沙市第22中学物理组当老师兼做学校的电工。深秋，那天上午课间操时间，学生从教室涌向操场。我在一个教室换变压器。高音喇叭正播送恢复高考的消息，其中说到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

　　我是长郡中学66届高中毕业，11年了，下乡回城学电工当代课老师，可以参加高考？学校政工组的老师告诉我:可以。

　　考点在长沙市五中，考试很顺利，理化是一张试卷，最后一题我记得好像是通过滑轮牵引重物，涉及到极值问题，有些难度。不久，就有同学告诉我：“第一榜有你的名字。”

　　长沙1977年高考第一榜通过的考生名单是用墨笔抄写寸楷那么大的字，贴在南门口德茂隆酱园朝南的一面大墙上。这是长沙当年最热闹的地方。围观的老人和考生议论纷纷。我家里也有好多同学朋友来祝贺，妈妈买了两毛钱糖果招待大家。

　　发榜名单有个说明：根据文件，25周岁以上的考生应将“科研成果”报送到招生委员会。当时，我正在22中做电路改造，把供电线路改搭到黄土岭供电所的变压器上，就可以保证学校不停电。我常常向工程师和物理组老师请教画图和计算，就把我画的这一大堆图纸和运算说明交到大古道巷小学。那里是临时的南区招生委员会。委员会的一位同志展开图纸，连连点头，握着我的手说：“好青年，好好干。”我高中毕业下乡就很少有领导干部同我握手，我有些激动。

　　过去了20来天，我才知道我的人事档案不全，在22中是代课老师，没有我的档案，且父亲的右派问题一直没有摘帽没有结论。不能录取。

　　复归平静。我仍然在22中上物理课，有时教职工家里电器出了问题我就去修。

　　只几个月过去，1978年初夏，政工组的这位老师又找到我说，还可以考，“学校青年老师考取了，学生家长会更加信任我们22中。你的出身问题我们去调查说明。”

　　临到1978年高考的时候，这位热心的老师已经为我报了名，办了一部分手续。我一看是文科！她说：“这好啊，你教了物理再教文科，将来回22中可以当教导处副主任。”她还说，“支部已经研究，你就报考师范学院，虽然在22中你没有编制，但学校会想办法给你带工资。今年考生的政审主要看是否与四人帮有联系。这个，你肯定没有关系。父亲的右派问题你可以不填。”

　　1978年7月，大热天。我骑单车去考点，还是老地方：五中。

　　果然，录取后，我在湖南师大读书4年，22中在校办工厂销售产品时每月截留35块钱，我写白条领取。我也一直把22中看成温暖的家。

　　1978年9月末大学刚开学，我上午在师大当学生，下午仍在22中当老师，是高中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我选好了学生班委会，好多任课老师帮我维持班上的纪律，代物理课。直到1978年10月底，22中找到了接手的老师，我才与新老师办好交接。

　　1978年高考是秋季招生，我们22中好几位优秀的应届高中生考取了大学，有几位和我同校、同系。有几次，这些同学在大学教学楼和食堂喊我“李老师”，一时令我非常惊慌、非常尴尬。如今，这些比我小十几岁的同学都大有建树。

　　记得1977年、1978年我高考时，22中政工组那位老师已经50多岁了，她为我的事认真地操心，我终生感激却从未有过实际的表示。她说的关于高考志愿的话不多不玄很平实，我深信，至今都记得很清楚。

　　说到高考报考志愿，我又不由想起1966年4月文革前，我在长郡中学准备高考，体检后我视力不到1.5，体检通知上写“不要报考远洋航行和彩色摄影专业，其他无限制”。我认真地选择了“理工医农”类的理科专业。那时，长郡中学布置了一间教室，要求我们毕业生去学习去体会。走进教室，只见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还看到许多招生宣传画页：

　　清华——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中国人民大学——又红又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武汉大学——像万千盛开的樱花，这里会走出千万大师！

　　可惜，1966年5月，文革风起。我们那一届的高考化作了一场永远遗憾的梦。那时，我不到20岁。

　　10多年之后的1977、1978年，我已成家，到了而立之年又两次参加高考。

　　现在，几十年过去，不知不觉人就渐渐老了。期间，我也曾陆续地送晚辈去高考，常常会想起文革前参加过高考的学长们，当年拼尽全力高考是“自觉接受祖国挑选，甘当一颗螺丝钉”，现在的他们年过古稀“云卷云舒”了。

　　文革中未能高考的“老三届”，一定会有些叹息。1977年高考后进入高校的77、78、79级史称“新三级”，他们仿佛是在一个大时代的拐点奋力拼搏悲喜交加汇合在高考这同一条河流中，改变自己，改变现实。

　　此后，高考每年都轰轰烈烈地继续，此中又夹以数不清的问题和话题，说不完的悲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