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句话耳熟能详。然而大多数人只看到沈从文的款款情深，却往往忽略了其中流露的天涯羁旅的惆怅。

　　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房子之于寒士更是一个难以言说的痛。杜甫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伍尔芙说“每个女人都要有一间独立的房间”，奈保尔以父亲为原型的毕司沃斯先生的心愿就是拥有自己的房子。沈从文同样求安定而难得，凤凰、沅州、常德、北京、上海、武汉、青岛、昆明、四川、咸宁……他住过许多地方的屋，每幢屋子里都藏着一段故事，仿佛一块块拼图渐渐聚拢了来，借由擅写民国人物的江苏女作家李伶伶之手，合成了这一本《沈从文地图》。

　　由故居入手写作家，这是比较常见的叙述手法，尤见于余秋雨《文化苦旅》式的大散文。李伶伶的特别在于，本书并非散文化的作品，而是非虚构的文史钩沉，这些居所是地图上的一个个标记，她一站站造访、打捞，既不抒情、更无意赞颂，而是以本真求实的态度，尽可能还原当时沈从文的生活。

　　1923年，沈从文漂泊北京，居住于沙滩红楼附近的庆华公寓。那是间阴暗潮湿的小贮煤间，窗户是临时开出来的。沈从文苦中作乐，将之起名曰——“窄而霉小斋”。1928年，沈从文应徐志摩之邀前赴上海，居住于善钟路善钟里111弄的一个亭子间，他对它的描述是“塌而霉、塞”，即又一个“窄而霉小斋”。1949年8月，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1953年分到了宿舍，位于东堂子胡同51号。房间紧挨公用男厕，进院子后还要路过女厕。他自嘲是“二茅轩”，和从前的“窄而霉小斋”异曲同工。

　　居住状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作家的创作？很难考证。但能确定，必有影响。李伶伶评价：“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在大都市里闯荡，碰了很多壁，遭遇了很多白眼，这不能不令他产生对都市的疏离心态。”这是有根据的。沈从文说上海：“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很浪费。”他的《棉鞋》、《第二个狒狒》等小说也有强烈的讽刺都市生活的情绪。湘西的美好惹他频频回顾，边城凤凰成了他一生羁绊的乡愁，他将它们与自己的感情与记忆融成一体。当代作家周国平说过：“人世命运莫测，但有了一个好家，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何以为家？正因为经济如此拮据，沈从文不得不拼命地写，这是他唯一擅长的赚钱方式，谋生与谋爱，甘苦自知。

　　沈从文是敏感的、脆弱的、小心翼翼的，住于“窄而小”之地，他的精神空间似乎也时常被“窄而小”桎梏着。李伶伶在2011年出版《周家大院》时曾说：“鲁迅皮袍下藏着的小，长时间地被忽视了。”她如今写沈从文，也并不避讳沈从文的“小”。

　　在李伶伶看来，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沈从文是相当自我甚至自私的。在九妹沈岳萌精神失常之后，沈从文有意将“包袱”甩给兄弟，“十余年来我从不曾向你们要求帮助”。沈从文与丁玲交恶过程纠葛复杂，李伶伶认为沈从文在处事上有所不妥，他在丁玲被捕后虽曾写了《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却并没有去看望或者照顾深陷困境的丁母，前一种行为给沈从文赢得了名声和经济收益，而后一种于丁玲却是更切实的帮助。张兆和晚年不肯明言“幸福与否”，由张、沈的通信中也常见纷争，张兆和不赞同沈从文写时政文章，要求沈从文俭省过日子，沈从文一方面依赖张兆和生活上的照顾，一方面也不满意她对他的各种束缚。

　　生活本就是由细小琐碎构成，真实的人生也不可能总是伟大明媚。沈从文比他同时期的作家更加人性化，更有同情心，因为他比其他人贴近地面。而今，老房子和老故事依然屹立在时光的每个节点。就像李伶伶写的这本书里那些不时闪现的关键词，抓住了它们，就可以绘制出一张通往沈从文心灵的地图，就可以看到“窄而小”之处透过来的光和亮。不因崇仰而将他抬上神坛，却因靠近而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