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长沙，因一场“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湖南”活动，迎来了王蒙和葛剑雄两位重量级的文化大咖。

　　在接受湘声报独家采访时，83岁的王蒙与72岁的葛剑雄思维活跃，谈笑风生。虽然两人年纪不同，人生经历各异，但他们对事业的挚爱，对国家的关切，那份老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情怀却有着同样的温度。

　　王蒙，生于1934年10月，河北南皮人。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主任等职务，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中，《这边风景》获2015年茅盾文学奖。

　　湘声报记者  曹劲风/摄

“80后”王蒙　今天仍是青春万岁

　　◆湘声报记者 李飞

　　5月21日上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王蒙来到长沙，为400多位传统文化爱好者作了一场题为《道通合一》的精彩讲座。

　　简短午休后，王蒙接受了湘声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耄耋之年的王蒙精神矍铄，笑容温和，原定20分钟的采访，在他的讲述里铺陈开来，不知不觉，近一个小时过去。而门外，下一批访客正在等待。这样的节奏，是王蒙的日常状态。

　　“今年10月，我就要过83岁生日了，讲课、出访、写作、阅读……每天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谈及近况，王蒙中气十足，神采奕奕，“或许明天我将衰老，今天仍是青春万岁。”

　　谈处世：敢于决定自己命运

　　时至今日，王蒙始终忘不了1953年的那个初冬，“它改变和决定了我的一生。”

　　这一年，刚过完19岁生日的王蒙，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冒险狂妄之举。所有人都提醒他，初学写作应该从百字小文、千字小文做起。王蒙不为所动，写出了后来蜚声文坛的《青春万岁》。

　　“当时我觉得它像一个总攻击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是一个决定今后一生方向的壮举。”王蒙说。敢于决定自己命运，是他最鲜明的性格。

　　在2011年出版的《一辈子的活法——王蒙的人生历练》一书中，王蒙用了这样一段话总结自己走过的76载风雨人生：“我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我欣逢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杂嚣。我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也惊愕于事情的跌跌撞撞。见过上层的讨论斟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自得其乐。然而这些只能叫遭遇，只能叫命运，只能叫机缘，只能叫赶上点儿了，这仍然不是活法。遭遇是外在的，而活法全在自身的选择。少年得志地当着团委小领导，一下子着了文学创作的迷。骤得大名后紧接着是一个倒栽葱。住进了高等学校的新房室突然决心全家迁徙新疆。官至‘尚书’了却坚决回到写字台前边。十七岁的时候被人认为是三十岁，而七十六岁了仍然在大海一游就是一公里。这是活法，这是个性，这是屡败屡胜的不二法门。”

　　经历种种活法后，王蒙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生。他读各种书籍补充各方面知识，更注重从生活中学。“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每个地方都是我的课堂，每个时间都是我的学期。”

　　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王蒙塑造的主人公倪吾诚在生命走向后末期时突然感慨：“我生活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在王蒙看来，“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了，这就是黄金时代，这就是人生的滋味，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

　　近十年间，王蒙致力于研究诸子百家和解读古代文化。他认为，老子主张的“为道日损”，是一个人生警句、一个智者的微笑，无论做人、做事、做文、施政，人生应当多作减法。

　　去年，王蒙到广州的一所大学讲座，在互动环节，一个学生评价他“老而不死是为蒙”。“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玩。冰心有个闲章《是为贼》，就是老而不死的意思。这多少有点嘚瑟的意思。我现在83岁了，还不能嘚瑟。如果93岁还没死，那时或许会有新的人生感悟。”王蒙笑道。

　　谈为官：入世触摸社会脉搏

　　对于曾经3年零5个月的文化部部长生涯，王蒙坦言，是“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而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他仍然坚持写作，随时不忘回归作家身份。

　　有人曾说，王蒙是最懂政治的作家，是一个对社会介入较深，受革命影响较大的作家。对此，王蒙并不反驳，他说：“我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可正因为这样，我常常能够接触到这个社会的脉搏、大家最关心的这些事情。”

　　2012年，王蒙出版新书《中国天机》，阐述了他对新中国历史、政治的理解和反思。

　　“虽然现时有些说法，作家应该远离社会与政治。但是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是干部，我有一种干部的心理和习惯。好处是考虑大局，坏处是好为人师与多管闲事。”王蒙说。

　　谈创作：写作延长了生命

　　64年文学生涯里，王蒙写下1700余万字的作品，著作近300部，为生命、为时代留下一抹抹印记。

　　如今，他每天依然坚持写作和阅读，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近乎一年一部新作。“生命太短促而又美丽。尤其现已年事日高，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延长了我的生命，使得刹那变成永恒。就像《红楼梦》，书中永远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他们的青春定格在那里，永远鲜活。”王蒙如此解释自己的努力。

　　2016年，王蒙的中篇作品 《女神》 亮相于《人民文学》。而60年前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是在《人民文学》首发。一甲子的渊源，冥冥中似有安排。

　　1956年4月，不到22岁的王蒙写下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说发表后，杂志社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将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里，这笔“巨款”在当时“也够惊天动地了”。与稿酬同样轰动的，是这篇小说在文学圈里引起的热烈反响。小说塑造了有理想、有干劲的青年干部林震，由学校调入组织部工作后的精神嬗变。这个作品造就了王蒙，也几乎毁灭了他。他因此被打成“右派”，接受劳动改造，被“放逐”新疆达16年之久。

　　“往事不会重现，往事永远活鲜。”《女神》一书结尾的这句话，让读者看到了王蒙对于过往的释然。

　　2015年，81岁的王蒙凭借《这边风景》首次获得茅盾文学奖。这部书是1963年至1978年，王蒙在新疆“下放”岁月里写下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对于这份迟来的肯定，王蒙很平静，“文学不相信空白，不怕事后诸葛亮，该延续的自然要延续，该弥合的也不难弥合。”

　　《这边风景》是对王蒙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王蒙曾说：“它使我在最最困难的时期回到写字台前，使我增加了写作的自信，使我相信，不论在什么形势下，生活不可摧毁，文学不可摧毁，世界不可摧毁。”

　　对话王蒙

　　“阅读与生活互证互补互见”

　　湘声报：目前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蒙：总的来说，我当前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虽然年事已高，但我仍然保持着每天读书和写作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媒体上发表一些文章，同时也在着手创作小说。另外，还安排了一些讲课与出访活动。2016年，我总共进行了40多场讲座。

　　韶华一世，惟有读书。一直以来，我觉得读书学习是我一生的追求、使命、奋斗。近一年来，我读了一系列有趣的书，如土耳其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死亡纪事》，德国小说《忧郁的星期天》，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以及《毛泽东读书笔记》、《胡乔木传》等。

　　湘声报：您曾提倡深度阅读，不要做网络的奴隶，您是如何平衡阅读与写作的？当前年轻一代如何阅读，您有何建议？

　　王蒙：我自己并没有刻意去平衡阅读和写作。对我来说，阅读和写作，是互为休息、互为调剂。写作累了，读一本感兴趣的书；看书看久了，就提笔写点东西。总之，绝不让自己在一种疲惫或是枯燥单调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和学习。

　　“诗书非药能医俗，道德无根能教人。”书与生活可以互证、互补、互见。通过读书，我看出生活是怎么回事；通过生活，我看出书是怎么回事。我不能忘记，十来岁时对于《大学》《孝经》《唐诗三百首》《苏辛词》等书的狂热阅读与高声朗读背诵，那也是一种体验：人可以变得更雅训，道理可以变成人格，规范可以变成尊严与骄傲。

　　我主张年轻人读一点费点劲的书，读一点你还有点不太习惯的书，读一点需要你查查资料、请教他人、与师长朋友讨论切磋的书。除了有趣的书，还要读一点严肃的书；除了爆料的书、奇迹的书、发泄的书，更需要读科学的书、逻辑的书、分析的书与有创新和艺术勇气的书；除了顺流而下的书，还要读攀援而上、需要掂量掂量的书；除了你熟悉的大白话的书，朗诵体讲座体的书，也还要读一点书院气息的书，古汉语的书，外文的书，大部头的书；除了驾轻就熟的书以外，还要读一些过去读得少，因而不是读上十分钟就博得哈哈大笑或击节赞赏，而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准感觉的书。

　　湘声报：回首60多年的文学生涯，您如何看待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王蒙：只有在中国，作家才有这么高的地位。这和中国的“作家”一词有关，家者，成名成家之谓也。在其他语言中作家只是写者的意思。

　　当前来说，文学似乎朝着消费化方向发展，当然，愉悦身心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毋庸置疑的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仍需要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一个文化涵养高的人，就算只写一杯清茶，也会显出他的尊严高尚，流露出他的文化教养，这是能引领社会信仰、净化社会风气的。

　　高尚的人的作品，会让人看完后体会出高尚来，深刻的人的创作也会让人显出深刻，有追求的人会显出有追求。相反，空虚的人写的作品，就算大谈教化道理，仍会显出空虚，卑微的人会显出卑微，矫情的人会显出矫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也是文学最大的魅力。

　　湘声报：您曾多次来湖南讲座，对于湖南和湖湘文化感受如何？

　　王蒙：近几年，我到湖南有四五次了。对于湖南，印象最深的就是“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湘精神。对于湖南籍作家，我也了解一些，特别是上个世纪湖南的作家我都很熟悉，包括去了海南的叶蔚林、韩少功，留在湖南的谭谈、唐浩明、何立伟、王跃文、阎真等。通过与他们交流，以及阅读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感受到了湖湘文化特有的魅力。

　　湘声报：您曾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主任，今年湖南省政协有一个调研课题是“湖湘文化如何走出去”，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王蒙：当前各级各地区都十分重视优秀的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是好事。地域性、民族性的优秀文化，只有契合现代化，与世界接轨，与现代文明接轨，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就是国际的，同时国际的又是民族的”双赢局面。

　　另外，优秀文化走出去，千万不能太着急，太多人为干预，要遵循文化发展传播规律。其关键取决于文化产品、文化观念，是否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为更多的人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强调文化普及性、软实力的同时，更要注重文化的有效性。

　　葛剑雄，生于1945年12月，祖籍浙江绍兴。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中国移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