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日子里，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不时在我的心中回荡。是党母亲般抚育我成长，是党的光辉照亮我的心田，是党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培育我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以及许多优秀共产党员有着深厚的缘分。

1941年，我3岁那年得了传染病肺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农村，医疗条件很差，瘟疫到处流行，夺去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我的母亲就是因肺鼠疫流行传染病而在35岁时早逝，我的哥哥也是被脑膜炎瘟疫夺走了年仅3岁的生命。那次我得了肺炎后，担心我步哥哥的后尘而去，全家十分担忧与恐惧，到处求医。幸运的是，我父亲的朋友、同乡蔡先镳医师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对我进行治疗，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后来，家里才知道蔡医师是地下共产党员。有一次，蔡医师遭国民党反动派围追，我的父亲冒着危险，把蔡医师藏在家里，使蔡医师化险为夷。直到解放后，才知道蔡先镳叔叔生前任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委员、工农红军闽中游击队分队长等职，而我的家乡莆田则是革命老区、“闽中革命司令部”的所在地。令人悲愤的是，1945年4月，就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先镳叔叔被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年仅33岁。家乡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为革命捐躯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我的幼小心灵中，树立了一座英雄的丰碑。一直以来，我对先镳叔叔的救命之恩饱含感激之情，对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深怀敬仰之意。

1949年8月家乡莆田解放了。1950年夏，我小学毕业后考取福建省立莆田中学。学习一个学期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在家乡务农，田里种地放牛、上山割草挑柴、下海捞鱼凿蛎，劳动强度很大，生活十分艰苦。当时正值家乡土地改革，我家评为贫农。土地改革后成立了莆田县农民协会，先镳的伯伯蔡天瑞爷爷担任县农民协会主任。1952年秋季，在县农民协会的证明和支持下，我得到国家人民助学金帮助，结束了休学生活，回校学习，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时，学校已由“福建省立莆田中学”更名为“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从初中一年级复学（1952年）到大学毕业（1962年）的10年间，我一直享受国家甲等人民助学金的资助，顺利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

1957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语文科目的作文题目为《我的母亲》。在作文中，我首先以翔实的事例回忆母亲的善良、勤劳、俭朴和爱心，特别是对我们兄弟姊妹的伟大母爱，然后痛惜母亲被旧社会的瘟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最后，我从内心感激党和国家对我的关爱和培养，满怀真情写道：现在，党就是我的母亲，党从各方面培养我、教育我健康成长，指引我不断进步。我要做党的好儿女，自觉锻炼成才，为党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后更名为中南工业大学，今中南大学）工作。当时中南矿冶学院是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党将我从一个失学的小农民、放牛娃培育成为重点大学教师，肩负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热爱教育事业，不断学习和锻炼，争取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中南矿冶学院院长（校长）兼党委书记唐楠屏同志在百忙中教导我成长。他曾是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东北沦陷后，他流亡关内，就读清华，与清华大学学生运动领导人蒋南翔一起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他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任延安大学校长秘书。作为中南矿冶学院党政一把手，唐院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廉洁奉公，为人正直，作风朴实，深入一线，与广大师生打成一片，使学校发展很快。他要求青年教师过“三关”（教学、科研、外语），教导广大青年教师破除畏难情绪，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前提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他多次当面鼓励我努力钻研，为教学科研多做实事。后来，唐院长调到冶金工业部任教育司司长。1978年，我赴沈阳出席冶金工业部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路过北京时拜访了唐司长。他鼓励我学好外语，争取出国深造。当时，国家开始改革开放，正酝酿派遣出国留学生。

我在中学和大学学习的外语都是俄语，选拔出国留学人员又不考俄语。怎么办？起初，我学习日语，以为中国人学日语要容易些。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我又改学英语。这对于一位年过四十、缺乏英语基础的中年人来说，要在短期内把英语学到出国水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唐司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以极大的毅力，刻苦拼搏，日以继夜地学习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地通过了国家出国人员英语考试，作为访问学者，由国家派遣到美国留学。出国前，国家教育部还选派我到四川外语学院出国人员预备部，进一步提高了英语水平。我的英语也从“两不懂”（自己听不懂别人讲英语，别人也听不懂我讲英语）到“英语讲得比汉语还要好”，不仅能够流畅地用英语与外国专家和朋友交谈，而且能够比较自然地用英语为留学生授课。党的教育和唐司长的鼓励使我的思想又一次获得解放，并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战胜种种困难，创造奇迹。由唐司长的建议到出国留学的这些“连锁反应”，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我的教学和科研跃上一个新水平，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1983-1985年国家教育部选派我出国，赴美研修。我迎难而进，同时主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两门前沿学科。在美国进修期间，时常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爱。中国驻美使领事馆定期发放留学人员生活费，放映观看国产优秀电影，组织联欢座谈，介绍祖国的成就。每年春节期间还派出慰问团专程出国慰问留学人员。我们虽身在异国他乡，却能够时刻感受到党和祖国的关怀和温暖，这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访美期间，在美国合作教授的指导下，以我为主执笔编著的《人工智能及其应用》1987年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问世，成为我国首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著作。1988年春节期间，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读了该书后，亲笔给我写信，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一前沿学科的最精彩的成就迅速与中国读者见面，这对人工智能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必定会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现在有了这本书，千千万万的青年科学家得以一览这门学科的系统的、精选的要义，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我深信，以人工智能和模式识别为带头的这门新学科，将为人类迈进智能自动化时期做出奠基性贡献。”此前，我与宋健主任从未会面。1988年秋，作为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宋健同志来湘视察科技工作，在湖南宾馆会见湖南著名科学家时，特地邀请我出席。宋主任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好像见过面吧！”亲切的话语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由于我长期从事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缺乏从政和社会工作经验，兼任民革湖南省委主委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后，对做好新工作信心不足。我觉得自己“是外行，要先从学徒做起”。许多党内领导给我以指导与教育，帮助我逐步开拓工作新局面。

在1996年全国各民主党派省级主委研讨班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延东同志（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与我亲切交谈，指出“民主党派各级领导成员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我做好党派工作，并于次年在长沙视察调研时为我题写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赠言，寄托了搞好组织交接和政治交接的期望，令我深受鼓舞。

1998年宋健同志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我也担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8年初，宋健同志在写给我的信中说：“衷心祝贺您在科研、教学和著作各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全国同行都为您的成就而高兴。特别是，智能控制学科是中国的急需，是增强知识界和人民大众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科学技术。……更祝贺您当选民革主委并去政协任职，这也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会占您不少时间。但是，要尽量坚持研究工作和培育新人。科学的兴旺要求世代延续。尚祈二者兼顾，相得益彰。”宋健副主席的教导，指明了我的努力方向，给我从事科教工作和社会工作以充分肯定和巨大鼓励。

中央领导的谆谆教导、高度评价和特别关照，再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的亲切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政协领导也给我指导和帮助。省政协刘夫生主席和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同志曾作过批示，肯定我在民革和政协的工作和坚持“兼顾”所取得的成绩。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石玉珍同志对我的省民革主委和省政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1999年国庆前夕举办的《蔡自兴教授著述成果展》上，郑培民副书记在开幕式上致辞时高度评价我为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学科研、参政议政等方面做出的贡献。郑培民副书记指出：“蔡教授的严谨、勤奋、敬业和拼搏精神令人敬佩，值得广大科教工作者和青少年学习。”这些都体现了党对我的工作和前进方向的赞许。

在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参政议政，是一项体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十分光荣的工作，也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这为搞好1998-2008年间我的政协工作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赴美研修人工智能以来，我坚持研究人工智能近40年了，从未止步，一直盼望人工智能出现新的发展机遇。2014年以来，国内外人工智能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对于我这样的老人工智能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巨大鼓舞。人工智能新时代到来了，我年岁也高了，是否能够继续为发展人工智能做出应有贡献呢？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创新，2014年以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做出指示，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领航定向。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促进其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面向203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和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决策，在全国产生巨大响应。作为老一代人工智能人，我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我要发挥自己的基础和优势，做出力所能及的应有贡献。近几年来，我一方面应邀通过网上和现场报告或撰写文章，向全国受众和读者介绍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发展现状、发展趋势以及人工智能社会问题、安全问题、产业化和国际竞争等热点问题，继续传播人工智能知识；同时进一步修订人工智能、智能控制、智能机器人学等专著/教材，继续向全国提供在这些学科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著作教材。另一方面，我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撰写并在国外出版人工智能英文专著，为国内外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经过2年努力，我牵头和为主编著的近600页的人工智能英文专著《Artificial Intelligence：From Beginning to Date》（《人工智能：探古论今》）今年5月将由世界科技出版社（WSP）出版，作为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一份厚礼。此外，作为湖南省自兴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我支持和指导年轻人成功开发了智慧医疗诊断系统，为人民健康做出积极贡献。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史和自己的成长过程，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也就没有我的成长、贡献和今天。“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首曾经被雷锋同志抄录于日记的“山歌”，唱出了我的心声；党对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一定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发扬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的革命思想和优良传统，紧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挥余热，争取做出新的贡献，报答党的抚育和关爱之恩。在满怀感恩之情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时候，我坚信中国共产党在第二个百年一定能够更加强盛，更加辉煌，更加正确，更加光荣，更加伟大！

(作者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