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1950年，熊十力在郭沫若的亲自关怀下，回到了他曾经任教的北京大学，工资定为最高级别，并住进了离校不远的一座环境幽雅的小型四合院。对于这些安排，熊十力深感称心如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兴奋之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吾常愁苦一室当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吾之学，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甚难说。吾书恐疑难存下去。”表明他常常有一种难言的孤寂感。
熊十力这种孤寂感，无疑应是一种学术上的孤独感。他从到北大任教开始，一直都是教授和研究唯识学。唯识学系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主张“一切以心识为本”。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很高，1919年，就经梁漱溟的推荐，到南京拜欧阳竟无为师，对此进行研修。他像一个苦苦修行的僧人一样，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与思考上。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后，不是读经，就是写作，从不耽误。两年多时间，他凭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超凡的记忆能力，将纷繁复杂、浩如烟海、晦涩难懂的佛教经书全都钻研了一遍，并完成了《唯识学概论》初稿的写作。1922年，到北大担任讲师后，随着教学的推进、体会的增多，他将已经成书的《唯识学概论》推倒重来，重新整理出一本《新唯识学》讲义。经他的努力，这门枯燥无味的课程一度创造了一旦开讲，座无虚席，一连三四个小时无人退场。同时，引来一大批的青年才俊加入其研修行列，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但唯识学毕竟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无疑不可能再成为哲学系的主流课程，上门与他学习讨论这一学问的人必然减少。
对熊十力这样的著名学者，其实，国家是有计划帮助其进行学术转型的，特增补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亦有意邀请他做会员，但他提出了两个苛刻的条件：一是不参加会议，二是不改造思想。他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明确表示只“开幕到，照相到，闭幕到”，其它时间由他自行安排，且依旧保持一副清末民初的装束，戴着一顶爪皮帽。此举常引起众人关注。但后来，他有所变化，开始认真研读工作报告，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总理得知后，尤为高兴。于是，两位领导人先后购买了毛泽东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以及线装本《毛泽东选集》送他。目的是想让他尽快实现学术思想的转变。但他最终却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过程，重构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哲学思想体系。
由于长期从事唯识学的教学，熊十力不仅有很多学生，还有不少入室弟子。这些弟子过去始终围绕在他的身边，充当着多重角色。他从山东办学返回北京不久，便由高赞非帮助料理生活，与梁漱溟及其学生居住在一起。接着因病南下休养，张立民一路陪护在他的身旁，为其打针熬药。抗日战争期间，刘松纯与他一起化装成商人从北京逃出，辗转经湖北到达四川乐山。接受马一浮的邀请后，在复性书院任教，又有张立民、李渊庭与他在一起。抗战胜利后，他又接收了吴伯林为弟子，两人一起吃住。而且，往往他住在哪里，弟子和学生便云集到哪里，家里门庭若市。由于他不抽烟，不喝洒，连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也不吃，大家来了，就是一起谈论学问。这成为他最大的快乐。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弟子和学生，有的转型进入了其他的学术领域，有的从此放弃了学术研究工作，有的则离开了中国大陆。最让他伤感的是，最为得意的三大弟子后来成新儒学代表人物的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的出走香港、台湾。他为劝说他们不要离开大陆，曾与徐复观还闹到了要断绝师生关系的地步。由于这些变化，加上学术上没有转型，像以前一样与他一起讨论学问的学生变得寥寥无几。这种反差，成为他孤寂感产生最为直接的原因。
进入古稀之年后，熊十力辞去了北大教授一职，搬迁到上海与儿子一家居住。市长陈毅得知后，迅速派人帮助解决住房问题，让他搬进了一栋宽敞明亮的花园式小楼。陈毅是一位儒雅之士，经常上门看望熊老先生，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政治、经济、哲学、诗词，无所不谈，相当投机。陈毅还经常把熊十力请到自己家里做客。性格直爽的熊十力，也总是有请必到，由衷高兴，回家后又少不了手舞足蹈、绘声绘色描述一番在陈毅家作客的情况。当得知熊十力感到十分孤寂，无人与他谈论学问，怕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后，陈毅在一次高校会上，特意这么说：“听说有些人连熊十力那里也不愿意去了，这很不好。熊十力先生才高八斗，其学问博大精深，是我们的国宝。你们要大胆地向他问学请教，不要怕这怕那，也不要怕别人说是封建迷信。”这番话，很快便传到了熊十力的耳中，他非常感动，老泪纵横地说：“知我者，陈毅也！”也正是陈毅的关心，让熊十力在晚年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安慰。
其实，从冯友兰、朱光潜等著名学者的实践来看，在当时实现学术转型也并非不可能。冯友兰早年信仰新实在主义，通过与朱程理学结合，构建了自己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他跟随时代变革的步伐，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报名参加土改运动。他站在新的立场上，对自己过去的新理学思想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行认真的反思，开始新的探索，写出了一系列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论文。对这些论文，他曾明确表示，“都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过程中习作，其中有的还受到过同志们的批评。”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他着手《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一册一册地完成，最后留下一部共七册上百万字的哲学巨著。朱光潜亦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学习俄语，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决心“否定旧我，铸就新我”。他以新思想为指导，翻译、著述了不少经典的美学著作，与宗白华并称为中国“美学双峰”。
当然，新中国成立时，熊十力已经65岁了，比冯友兰、朱光潜大了十岁左右，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这样一位长者。但他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启示：一个人不管学问有多高、名气有多大，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融入历史发展的大潮，也就难免不会让自己孤立起来，最终难有更多新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