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正城 肖尊国 吴敦亮 赵仲芳

　　1986年仲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海军原副司令员周仁杰将军专程赴城步苗乡考察红军长征史实，寻找长征途中他最难忘的两座桥。

周仁杰，原名周球保，湖南茶陵人，1912年5月出生。他10岁给地主当小长工，14岁参加农民运动，1931年入党，1934年参加长征，历任红军班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务。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副军长，先后参加了东北1947年夏、秋季攻势和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还先后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8年后先后担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和南海舰队司令员。197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2001年1月在北京逝世。

莲花桥，你在哪里？

　　1986年3月10日下午2点左右，两辆小汽车风尘仆仆地驶进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府招待所。车刚停稳，从后面一台车上走下一位身材魁梧高大、头发有些泛白的老人，他就是周仁杰将军。时任城步县委书记肖尊国率县几大家的主要领导，赶忙迎上前与将军及其随行人员一一握手问候。

　　稍事休息后，周仁杰就提出先要到他当年长征战斗过的丹口莲花桥去看看。他说：“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长征途中，爬山涉水，横渡江河，走过了不知多少座桥，绝大多数都模糊记不清了，但是你们城步丹口的莲花桥和长安营的火烧桥，我总忘不了，在我的记忆中还越来越清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同年9月，红六军团作为长征的先遣队西进过了城步。当时，我担任军团51团三营营长，在莲花桥和火烧桥，我率部在那里与敌人打过仗。今年我已74岁了，这次来城步考察，如找不到这两座桥，今后恐怕难有机会了！”

　　肖尊国向周仁杰将军汇报说：“我曾在丹口区工作过几年，任过区委书记，对那里的地理环境还比较熟悉，没听说过有‘莲花桥’，但我给您带路，可先去找一找这座桥。”

　　丹口距城步县城仅13公里，半个小时就到了。车停在丹口区公所不远处的公路边。周仁杰走下车来，举目四望，眉头紧锁，对随行人员说：“50多年前，这里没有公路，两边是高山，中间是片1000多米长、宽300多米的开阔田垅，一条小河从西边穿过，河上有座长约50米、宽约3米、高约5米的桥，桥下面有3个巨石砌成的桥墩；桥面以上为砖木结构，筑有遮雨长廊，桥中间有座高约2米的石碑，碑的正面还镌刻了碑文，桥长廊顶棚用青瓦覆盖，桥面两侧均设置了木质栏杆，它与长廊漆成红色，远看像一座阁楼架设在宽阔的河面上，在这荒凉偏僻的苗寨山乡，能建筑如此古色古香的花桥，真令人赞叹不已。桥的左侧是一座高山，犹如峭壁，有条小路紧靠河岸，右侧不远处也是大山。这座桥当年是敌军攻击我军主力的必经之地。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当时的军用地图上叫莲花桥，现在怎么无影无踪了呢？”

　　县乡和区公所的陪同人员也很茫然，不知所措，只好随周仁杰沿公路走走停停，碰到路人，打听莲花桥在哪里，但都是一问三不知。因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找当地的一些老人深入调查，就返回了县城招待所。下午4点多钟，因未找到“莲花桥”，周仁杰提出要往县城以南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继续去找。县里的陪同人员，见天色已晚，建议吃了晚饭，明天再去。周仁杰说：“考察时间紧，吃饭是小事，走！”大家马上又驱车前往县城南儒林镇的贺家寨、汀坪乡的横水、桥头寨等地，但还是无果。直到晚上6点多，才返回县招待所吃晚饭。

月西斜，夜己深。周仁杰的住房却还是灯火通明。他戴上老花眼镜，将城步县委办公室同志送来有关红军长征过城步的史料及城步地图，进行反复研究。

火烧桥畔话当年

　　第二天（3月11日）上午，城步的同志继续陪同周仁杰一行，乘车向离县城60多公里、海拔1000多米的长安营进发。为尽快熟悉了解城步的情况，周仁杰特意让肖尊国和他同乘一辆车，边行边谈。他拿出军用地图，指着上面划了红军过城步的线路及地名标志，回忆说：“在丹口莲花桥战斗结束后，我带领部队经丹口孟公坳，翻越乌鸡山，追赶已先天开往长安营青山口的军团主力……”说着说着，已近中午时分，车到了长安营乡政府。吃过午餐，顾不上休息，周仁杰就急着要去找火烧桥。乡党委书记杨沛合带着大家来到岩寨老桥。周仁杰左看右看，总觉得不对。他问杨沛合，你们这里还有别的桥吗？杨沛合说还有。周仁杰说：“我记得火烧桥边有个大石头，桥没有这么高，也没有木屋架。”肖尊国提出，把寻找范围放宽点，沿河往上游的方向，找些老人回忆回忆。杨沛合马上指派了几位年轻的乡干部，往离乡政府五六里路远的大寨、长坪村去走访调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约个把小时后，一名乡干部兴冲冲地回来报告说，在长坪村询问了七八位60多岁的老人，其中有位姓游的老人回忆说：小时候，听爷爷讲，村头河边曾有座木桥，叫迴龙桥，后失火烧了，好多年后，重新把桥修复好，大家就习惯喊作“火烧桥”。不知哪年哪月山洪爆发，将河两边的稻田冲毁了，桥也冲走了。现在桥西边的山坡上还有个土坟堆，村里的老人们说当年红军在这里打过仗，牺牲的人就埋在这里，村里的人很敬重红军，现在还保护着呢！

　　  周仁杰听后，高兴地说：“快带我们去看看！”乘车几分钟后，大家便兴冲冲地跟着这位乡干部走了一里多山路，到达了红军烈士土坟堆前。周仁杰对后面的随同人员喊道：“北京来的同志，一定要上山看看烈士墓！”

　　周仁杰神态凝重地站在烈士墓前，察看着周围的环境，连声说：“是这个地方，没错！这个土坟堆当时就是我组织人员垒的，掩埋了咱们牺牲的同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将军睹物思人，老泪纵横，呜咽着说：“小陈，我来晚了，我来还愿了。当年我发过誓，革命胜利后，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来看你的！”在场的人听后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周仁杰的带领下站在墓前三鞠躬。

　　周仁杰深情地介绍道：“1934年9月12日上午，我部从丹口莲花桥撤退至长安营两河口时，据前方侦察员报告，在长安营火烧桥处，遇敌军约一个排堵截。当时仅有一条沿河小路通往火烧桥处。先头部队前进到一片稻田开阔处，又兵分两路，一个班沿河岸搜索前进，还有两个班沿山边进发。当先头部队接近火烧桥时，一班与敌人交火，我带领部队与沿山边前行的二个班，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并迂回到侧翼，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战斗中，通讯员小陈为了掩护我，英勇地牺牲了……”

周仁杰对陪同的人员还说：“我们活着的人千万不要忘记当年的英雄啊！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新中国的建立，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家要铭记历史，发扬长征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

再寻莲花桥

　　3月11日下午，考察车队从长安营下山前往丹口再寻莲花桥。

　　在途经城步县当时自然条件最差的贫困村之一竹岔山村时（当年红军经过了此地），周仁杰特意下车走访了李寅生、兰贵友两个特困户。当看到他们家境一贫如洗的状况时，周仁杰心情十分沉重：“解放几十年了，还有一部分百姓还这么穷、这么苦，我们心不安也有责任啊！我回北京后，会尽快向中央反映，像你们这样老、少、边、穷四字都占份的县，要脱贫致富加快发展，中央、省、地（市）三级应专题研究，釆取相关得力措施，加大帮扶力度才行。”

　　为尽快找到莲花挢，这天上午丹口区公所已先行派出干部到有关村里找老人调查回忆核对，终于在下团村找到了莲花桥（现名为天心桥）的位置。车到丹口下团扶城河边，周仁杰通过残留的巨石垒成的桥墩（原桥在“文革”时期失火已焚），一眼就认出了正是他做梦也要找的当年战斗过的莲花桥，心情异常激动：“这就是我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过的地方。”

　　青山依旧，河水奔流。当年难忘的场景又浮现在周仁杰的眼前：“那天，为掩护军团主力越过天鹅界和围洲界，顺利抵达长安营青山口（与通道县毗邻），我们从边溪那边翻过界来，下午4时与国民党保安部队大约两个团相遇交战。那时我奉命带了3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共300余人，在桥头的水沟旁，用稻草打成草袋装上泥土，用箩筐簸箕装上沙石，筑起胸墙、掩体等防御工事，战斗打得很激烈。傍晚，敌人从河下游多次向我们冲过来，我们通过重火力把敌人压向山边，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结束，缴获了敌人几十条枪，我们也牺牲了两个战士。”接着他又说：“接军团首长任弼时、肖克、王震的命令，阻击战任务已完成，我们立即撤出莲花桥，将牺牲的烈士遗体就近掩埋在桥西侧的枫木树下。然后，我们沿途收容掉队人员，去追赶军团主力……”

　　当时，丹口下团村五组的村民兰明介绍：此桥横跨丹口扶城河，原名是叫莲花桥。红军在这儿打过仗，我爷爷说，他们小时候在桥边捡过蛮多“炮子筒”（子弹壳）。因上有青龙桥和下有太平桥，此桥位于中间，后故改名为“天心桥”。周仁杰说：“这桥还是恢复叫莲花桥好。”肖尊国当即表态：“这座桥，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在长征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打仗时就叫‘莲花桥’，这里洒过红军的鲜血，是一座值得纪念的桥。我们应该将它修整好，恢复原貌叫莲花桥，此事由县民委和乡村共同负责落实。同时请求周将军给莲花桥题个词。”周仁杰连声说：“好！好！”

　　紧接着，大家又前往桥西侧悼念了两位长眠于此的红军烈士。凝视着长满了嫩绿野草和美丽山花的烈士墓，周仁杰感慨万千，久久不愿离去。

　　周仁杰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将自己题写的——“红军激战莲花桥”邮寄给了城步县民委。

　　扶城水碧映莲花，苗岭山青守忠魂。

　　如今，修复好的莲花桥不仅已列入城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还是市县两级党史研究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的清明、七一、五四和红军长征过城步的纪念日等日子，前来这里扫墓献花、缅怀革命先烈、祭奠英魂、接受红色传统教育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络绎不绝。同时，这里已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