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1947年8月，时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助教的沈善炯准备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临行前，校长胡适找他谈话，提醒他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你在谈到加州理工的比德尔时，说他即将获得诺贝尔奖，在没有成为事实之前，这样说是不严谨的；另外你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经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最后，他叮嘱30岁的沈善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30岁的沈善炯自此记住了老校长的教诲，在此后数十年的工作中老老实实地说话、做事。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后，他立即回国，后来他攻克了金霉素，并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适对沈善炯的叮嘱体现了一个学者对分寸的看重。所谓分寸，就是说话、做事恰如其分，客观公正，爱而知瑕，憎而识瑜。
　　中年时曾任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艺术教研室主任的薛宝琨先生也非常懂得这种分寸。某次，他在充分肯定侯宝林的艺术成就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侯宝林是这样一位大师：他不是作家，几乎没写过作品，但许多作品经他之手却立见新意、顿时生辉；他也不是语言学家，几乎在这方面并无专著，但是，语言一上他的口却变幻无穷、风趣盎然；他更不是评论家，几乎从不对艺术现象评头论足，但他却以他自己的行动回答了相声应该怎样和实际上是怎样一回事。他是相声传统的体现者，也是相声革新的勇士——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重任在他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热爱这种‘俗’的形式，却又赋予它‘雅’的生命——他是相声俗中见雅、化俗为雅的带头人。”薛宝琨这种对研究对象高度负责的态度真的难能可贵。1956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薛宝琨来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文艺部做编辑，后来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任创作员，先后与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共事20余年。特殊年代，两人一个是“反动权威”，一个是“黑五类”，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患难与共，无话不谈。两人关系这样好，在从事侯宝林研究时，薛宝琨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刻意夸大他的成就。
　　学者是靠学问安身立命的，所谓学问，其实就是事物的本相，是研究者千辛万苦挖掘出来的自然或社会的隐秘存在。做学问，第一操守是求真。只有具备此种操守，我们才能准确、全面评价自己发现的一切，也才能使你作出的结论经得起时光的检测。大家都知道，胡适与鲁迅关系不好，可是当鲁迅逝世，苏雪林无端对其发动攻击时，胡适当即写信予以制止，并教导她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不满的就是苏雪林评价人物时的不求真，因不求真，她的所谓“研究”也就失了应有的分寸。
　　做学问不是三五素心人茶室里的事情，它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淑世”。所谓“淑世”，就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我们研究自然科学，得推动一个社会的物质进步；我们摸索社会科学，必须有益于一个民族、国家设立良好的制度，营造温馨的人文环境。做学问看重分寸，是什么说什么，公众才会信任我们，学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威信。如果一个人做学问只顺着个人感情、利益走，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红的说成绿的，最后迎来的必然是公众的唾沫。
　　中国人常说做一件事要顾及战略、战术两个层面。于做学问的人，如何读书、怎样做实验、用什么方式公布自己的研究结论都是战术层面的，真正具备战略意义的是面对研究对象和分享研究成果时的那种清醒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