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乡戏是一种高雅的文化。

年年岁岁，总有那么一段日子令人向往，令人难忘，令贫瘠的田野生长着一茬又一茬的希望，那就是唱乡戏的日子。

年余岁末，犁耙上壁，围着火塘的老人们几支“喇叭筒”抽过，喉咙便痒痒，抽出了往年的余香，一合计该唱几本了。

第二天，屋场里唱戏的消息便在乡间传开了，隔山隔村都有人来打探实信儿。等到唱戏那天，七村八寨的人就从各条山沟汇聚扰来，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以及拉着苹果、桔子、瓜子的板车停满了一禾场，闹台一响，戏就开场了。

乡戏的正式名称叫临湘花鼓戏，在乡间却叫嗡琴戏。或者因为土生土长，干脆叫乡戏。也正是因为叫乡戏，才与乡下人最亲切，老老少少的乡下人都是乡戏滋养大的。

久病在床的二爹一听要唱戏，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指挥年轻人搬这搬那搭戏台，一个月乡戏唱完病也没了，这等奇事也许奇医不行，但乡戏却行，颇有些曹操读陈琳文章治头痛的味道。

著名巴陵戏剧艺术家李筱凤从小就受到乡戏的熏陶，他曾对好友王一中先生说过：“搭帮你忠防的王仲秋，我小时爱看他的戏，他对我的影响很大。”王仲秋是忠防“三秋班”的名角。清末民初在临湘、岳阳、通城、崇阳一带流传着一首梨园歌谣：“三秋搭一天，外加潘神仙，还有一个袁桃生。”说的就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乡戏演员——三秋班的6位挑梁台柱。其中“秋”就是袁金秋、袁银秋和王仲秋；“一天”指忠防徐家冲张达天，擅外角；“潘神仙”就是潘伢子，是云溪木岭潘家人，擅旦角；袁桃生擅生角，袁家墩上人。

最初的花鼓戏只是文唱，表演动作也脱离不了地花鼓、竹马灯和彩龙船的一套形式，到了清末民初，花鼓戏艺人对照大戏（巴陵戏、汉剧）自感相形见拙，从而向大戏学习。三秋班袁桃生首先把“起坝”应用到花鼓戏里来。长塘人冯宝臣、冯春晖父子俩将乡戏与大戏结合，使一些民间的草班子成为正式的二弦班子，这些班子又名“雨交雪”，白天唱大戏，晚上唱乡戏。

在我孩提时，正是乡戏红火的时候，各乡各村的草班子到处都是，村里唱戏的大多是新田村畈烂柴湾和壁山乡黄泥岭的戏班子，他们唱的戏令人如痴如醉、回味无穷，恍然进入戏中的情境。唱乡戏的日子，可谓是“三月不知肉味可以，三天不看乡戏难啊”。

乡下的戏迷一谈到乡戏便浑身是劲，无论识字多少、年龄大小，都能讲得眉飞色舞、有板有眼。哪怕是没读过一本书的婆婆姥姥，对戏中的忠贤奸愚、孝逆善恶都能泾渭分明，戏里戏外的人生总能一目了然。乡戏教会了他们怎样明辨是非、处世做人，他们又用乡戏教育自己的儿孙。因此，戏班子一到地方，来请的人可多了，一个屋场一个屋场地唱。看的人便一个屋场一个屋场接着看。唱戏的直唱得欢天喜地、悲天恸地、呼天抢地、乌天黑地，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死存亡犹如身受，万代人情只在此虚实之间。看戏的打着哈哈、抹着眼泪、扼腕顿足、抚掌捧腹，荣辱贵贱、人世沉浮、功名利禄置之度外，直看出百年人生尽如这梨园之事。难怪乡谚如是说：“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子。”但是“疯子”照样有人请，“傻子”照样还去看，唱戏的唱得喉干舌燥仍滋味无穷，走下台来又粉墨登场。看戏的看得头昏眼花还精神抖擞，在胸中养几分浩然正气。妇人孺子、牧竖耕夫，骂狗官、骂奸贼、骂昏君、骂小人，直骂得痛快淋漓；笑权势、笑金钱、笑势利，眼儿直笑得块垒全消，可恨则恨、可悲则悲、可歌则歌、可泣则泣。在山野不问朝政也理几分天下事，忧几分社稷忧。在忠孝褒封、凶残诛戮中尚识些前因后果，懂得些处世当家，不亦快哉！

在朝无乐，在野有趣。乡间野戏，多在野趣。那悠悠扬扬的琴声，那怨怨艾艾的唱腔，那沸沸扬扬的热闹劲儿，那浓浓郁郁的隽永味儿，总让人如嚼橄榄，回甘绵远，给人几分温馨、几分慰藉、几分激励和启迪。

文 | 袁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