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由南向北吹遍三湘大地。

位于湘东的攸县，地下矿产丰富，运输便利，一批攸县人走出乡土，开矿拉煤运铁，贩卖生猪入粤，当年“遍地是黄金”的深圳吸引了大批攸县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像其他湖南人一样下工地、进工厂，而是开启了“攸县的哥”的传奇。

1998年，深圳1万多名的哥中，攸县人占了60%。2001年左右，这一比例达到了顶峰，占比高达80%以上。不仅是深圳，在广州的1.6万辆的士、3.2万名司机中，60%来自攸县，珠海、中山、佛山、东莞的的士司机也多来自攸县。

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攸县的哥，被誉为一群最熟悉广东的湖南人。

攸县的哥在深圳最集中时期，石厦村一带的的士交班时排起了长龙。

南下

攸县妹子开启的哥传奇

章石山的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记录了攸县人在深圳开出租车的缘起。

“攸县的哥”的传奇，肇始于一个湖南妹子。1990年，名叫谢吴艳的攸县妹子来到深圳打工。一天，谢吴艳从一名同事口中得知，在深圳开的士，每月能挣1万多元。这让当时月工资仅为300元的谢吴艳很是羡慕，她不断“怂恿”原本开大巴车的两位老乡去承包一辆的士。

架不住谢吴艳的劝说，两位攸县老乡花了4万元在深圳华兴出租汽车公司包租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攸县人在深圳承包的第一辆出租车，也是攸县人在深圳“的士事业”的开始。3个月后，谢吴艳凑钱承包了攸县人在深圳的第二辆出租车。

往来攸县与深圳的货车和大巴车司机们，把开出租车能赚钱的信息带回了老家，引发了攸县人纷纷南下深圳开出租车谋生的热潮。

很快，攸县的哥占领了深圳出租车市场。攸县话，一度成为深圳出租车的行内语言。

“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族，一族带一村”的发展模式，又被复制到其他城市，近到株洲、长沙，远到拉萨、乌鲁木齐，处处都有攸县的哥的身影。

2006年前后，累计有10万攸县人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出租车。攸县的哥成为当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促进会确定的“湖南十大优秀劳务品牌”之一，并位居首位。

扎根

“为了赚钱，个个拼命”

大量攸县的哥的到来，也促成深圳多个“攸县村”的形成和发展。

在石厦村、皇岗村、大望村等城中村，攸县人前前后后的群居人数累计超过2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攸县的哥。早晨6点、下午6点是出租车司机换班时间，几千辆出租车挤满街巷，排着长龙，煞是壮观。

1997年春节后，谭继华辞掉了在攸县乡镇企业每月420元工资的会计工作，和妻子一道，坐了两天两夜的大巴，来到深圳。

“那时候，在我和很多攸县的哥心中，深圳不过是个赚钱的地方。”在福田区皇岗村，谭继华和另外两户老乡的哥挤在100多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每户1间房，共同平摊一个月的房租、水电费。就这样，他和妻子在深圳有了落脚之处，但并没有家的感觉。

为了尽快适应这座城市和的哥身份，白天，谭继华跟随一大帮攸县的哥老乡走向街头熟悉地名，凌晨客少时，就喊上熟悉的老乡带着自己开车探路。

熟悉了深圳的街道路线后，谭继华考取了出租车司机从业资格证，终于租下了一辆出租车的副班。那时候，深圳的士已经实行正班、副班的机制，两个司机合伙开一台车，一个开白天、一个开晚上，共同负担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

在深圳，人们常常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挂在嘴边。谭继华发现，只要不违法、勤快，就很赚钱。“每天一早带着妻子做的饭上车，中午没有客人时就赶紧停车吃几口，看到客人来了，立马将饭盒盖上，送完客人再趁机扒几口饭。”谭继华说，一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没有周末，哪怕生病也不敢休息。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大部分时间都在轮子上转。

“勤劳、团结、霸蛮，为了赚钱，肯拼命。”谭继华这样总结攸县的哥身上的特质。几年下来，谭继华如愿在老家盖了新房子，先后把两个女儿供上了大学。

比谭继华早一年踏进出租车行业的攸县人谭剑则住在福田区石厦村。这里被称为深圳“的哥村”的城中村，与深圳的繁华都市仅一街之隔，饱含着攸县人在深圳打拼的酸甜苦辣。

据谭剑回忆，1997年打车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客人上车后一般要花二三十块，这个价位普通人消费不起。香港回归后，每到周末就有大量香港人涌入深圳消费，打车的客人中香港人占到六成以上，其次是深圳的生意人。“香港客人出手阔绰，乘车也文明，很少斤斤计较，的哥们也很乐意搭载。”谭剑说。

有一次，谭剑接到一名外国乘客，因为完全无法沟通，外国乘客只好换了一辆车。从那之后，谭剑意识到掌握英语的重要性，于是他找会说英语的老乡请教，尽管口音不纯正，但勉强能够开口。

很多香港人能说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和英语，加之深圳外国人众多，攸县的哥们便利用下班时间，恶补英语。1997年来深圳的攸县人龙忠良加入的哥大军后，一直坚持自学英语，成功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在他车里，有3本留言簿，里面都是外国乘客用各种语言写的留言。龙忠良形容，像是写下了“整个世界”。

“1个月收入轻松过万，比在攸县开车强多了，是普通工人收入的10倍以上。”1998年，谭剑风光回乡，在老家盖起了新房。同年，谭剑也按“攸县的哥”的传统，包下一辆出租车成为正班司机，还带着老表刘小年来深圳当副班司机。

尽管赚到了钱，但在谭剑的内心对这份职业始终缺乏足够的认同感。在他看来，做这一行的，大部分是低学历或者没有其他技术的人。

深圳大学教授丁未曾花5年时间，研究过“攸县的哥”群体，深刻剖析过谭剑等外来的哥的心理，她在文章中称攸县的哥为“无脚鸟”。丁未如此写到：他们一天12个小时基本都在车上度过，一年或者几年才能回到故乡看看，只为每月应付1万多元的“份子钱”，一干就是10年、20年，青春在车水马龙中度过。“无脚鸟”和这座城市一起成长，努力褪去身上的泥土味，挣养活一家人的辛苦钱。

转型

有人坚守，有人离开

穿梭于深圳大街小巷的攸县的哥，见证着城市的扩张和生长。

谭继华注意到，深圳的攸县的哥流动过程也在发生变化。第一阶段从1994年至2000年是高峰期；第二阶段是2001年至2008年，中间有起落，但仍达到一定的数量；2008年以后的第三阶段是衰退期。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哥们的收入却没有跟上节奏，但开出租车毕竟有一份稳定的现金收入。正因如此，“攸县的士村”经常有人离开，又有人进来。

2005年，开了8年出租车的谭剑开始考虑转型。当时，谭剑想在深圳买房，妻子说了一句“难道你想在这里打一辈子工”，令他放弃了这个想法。那时候福田区的房子每平方米不到1万元，很多的哥咬咬牙能按揭买房，但下手的人不多。

之后，谭剑辞掉了出租车司机工作，创业投资承包大巴、搞运输，因缺乏经验，很快亏掉了攒下的积蓄，无奈之下，又重返出租车行业。

“滴滴打车”横空出世后，谭剑成了网约车驾驶员。时间更加自由，但竞争更加激烈，收入也在下滑。2018年，谭剑和老表刘小年返回攸县，带着多年来攒下的积蓄，发展种植产业。

在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政策文件的支持下，近年来，越来越多在深圳打拼的攸县的哥返乡置业创业。用谭剑的话说，年龄大了，人终究是要落叶归根。

而谭继华则是深圳攸县的哥“坚守者”群体的代表。他因为服务优良，不拒客、不宰客、不绕路，加上肯学习钻研，2004年通过了客运管理部门推行的星级驾驶员考核，成为深圳市首批“五星级驾驶员”之一。从业20余年后，他被聘为深圳某出租车公司运营部的经理，走上了管理岗位。

2010年，深圳允许外来工攒积分转深圳户籍，不少获评“五星级驾驶员”的攸县的哥，成了“新深圳人”，拿到了深圳户口，住进了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廉租房。

也有不少攸县的哥在深圳置业，举家搬到了深圳。1999年，攸县人谢建乐来到深圳，从副班司机干起，赚钱站稳脚跟后，把他的弟弟、妹夫、两个儿子、侄子共6人，全都带到深圳从事出租车行业。他们承包了3台出租车，足以让全家人在深圳过上好的生活。

深圳的攸县的哥中，不乏转型的成功者。攸县政协委员、东莞市恒泽利塑胶模具制品有限公司徐文峰就是其中一位。

1981年出生的徐文峰，2001年跟随亲戚来到深圳开出租车，在了解到冶炼提纯行业很赚钱后，他于2004年在广东深圳、湖南永兴等地做起了冶炼提纯业务，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8年，徐文峰又转型做塑胶制品，2015年开始主攻新能源车塑胶配件生产。徐文峰介绍，目前他的公司已与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集团等企业合作，成为大型车企的供应商。

攸县人周煜和郭开华不开出租车很多年了，离开这个行业后，两人结伴从保险公司业务员做到了高级经理，手下100多人的团队，全是攸县人。

由于城市公共交通的完善，很多的哥转型制造、物流、贸易等行业。比起巅峰时，如今在深圳的攸县的哥数量已经减少了许多。

2017年，深圳市攸县商会成立，徐文峰、周煜、郭开华等都是商会的成员。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开的士还是经商，攸县人在外闯荡，积极回馈家乡、相互扶持。据不完全统计，攸县人在深圳投资企业已超过5000家，年产值突破千亿元。

不知不觉中，攸县人已在深圳创下了“千亿产业”。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许望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