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克昌

萧乾是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走上文学道路的。1931年萧乾在北京辅仁大学与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经国文课教师杨振声介绍，去采访沈从文。沈从文十分欣赏这位勤奋、进取的文学晚辈，从此成为文学至交。

1933年6月，萧乾写了一篇叫《蚕》的短篇小说，寄给时任《大公报》主编的沈从文。3个月后，这篇小说刊登了。萧乾发现，沈从文对文章进行了细心修改，把别字誊正了，把虚字去掉了。这对萧乾是一个激励，也是鞭策。萧乾后来写道：“……但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我少用‘虚’字，少说无力的废话。自然我还不行，我仍得努力下去的。”

一代才女林徽因读了这篇小说后，还通过沈从文约见了萧乾。可见《蚕》是萧乾的成名之作。以后，萧乾的《小蒋》《邮票》《花子与老黄》《邓山东》《印子车的命运》等，均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在《大公报》上。沈从文还为萧乾的短篇小说集《篱下集》亲自写了《题记》，其中有热情洋溢的话：“他(萧乾)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沈从文与萧乾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废邮存底》，无形中也提升了萧乾的文学地位。

1935年7月，萧乾刚大学毕业，由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推荐进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后兼任旅行记者。

抗战爆发后，《大公报》裁撤副刊，萧乾到了武汉。往后生活费也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给予补助。凡此种种，都可说明沈从文对萧乾的恩重如山及无微不至的关怀，已超出一般师徒关系。

全国解放后，师徒俩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时至80年代初，在沈从文与丁玲闹翻后，萧乾仍然与丁玲保持密切来往，加深了沈从文对萧乾的怨恨。

1957年“反右”运动中，在文联的一次批萧乾的斗争会上，沈从文发言说：“萧乾早在1929年就已经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所谓和美帝勾结，是指萧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了8期《中国简报》，这原是一份朴质地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沈却耸人听闻地说成是萧乾的罪行。萧乾对沈如是说很是生气，但一想到沈从文昔日对自己的恩情，又觉得沈是为了自保，便不再过多计较。

1975年，萧乾被平反，回京参加了工作。他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从文所住东堂子胡同口，曾顺道拜访过沈从文。他见沈一人住在一间平房中，而夫人和孩子住在别处，沈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十分不便，于是托人给沈从文解决住房问题。但未成功，便随口告诉了沈夫人张兆和。几天后，萧乾在东堂子胡同口遇见了沈从文，他下了车跟沈从文寒暄。没想到，沈声色俱厉地对萧乾说：“我的住房问题，用不着你张罗。”说罢，掉头而去。

由于萧乾替沈从文张罗住房，引起误会，两人在1975年后未曾再见面。以后萧乾给沈从文去信解释，关于他与丁玲的关系，萧的解释是：“1983年6月，丁玲大姐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谈工作，仅此而已。”

但沈从文又回了几封长信骂萧，这些信后来萧乾退给了张兆和，张说这些信“措词之严厉是不可想象的”，还说沈从文晚年一提萧乾就生气，对家人说，在百年之后，不让萧乾参加他的身后事，“不准沾他边儿”。

到了80年代, 沈从文已是风烛残年，萧乾每念及与沈过去的师徒之情, 十分伤感, 曾多次致信沈从文, 愿同老师和解。1988年4月21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问沈从文：“你们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吗？要是他（指萧乾）来见你，你赶不赶他走？”沈沉吟了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辉与萧乾约定，出差回来后一起去拜访沈从文。没想到，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两位老人最终未能冰释前嫌。

沈从文去世两天后，萧乾写下悼文《没齿难忘》。他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