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承邺《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中华书局，2016年）中讲到早年梁方仲和中山大学老辈学者关系时，提到一个细节。陈寅恪曾给梁方仲赠过一个诗条，抄录了陈诗《壬午春日有感》。原诗是“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麤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陈寅恪文集·诗集》第35页，三联书店，2000年）。

　　诗后有陈寅恪一段话：“尊作有真感情故佳。太平洋战后弟由香港至桂林曾赋一律。仲勉先生时在李庄，见之寄和一首，不知尚存其集中否？和诗仅记一二句，殊可惜也。拙作附录，以博一笑。方仲兄  弟寅恪敬启   十月十六日”（第222页）。

　　原诗条无具体年份，梁承邺判断为“抄送时间以1961年的可能性更大些，1961年10月7日岑仲勉辞世，我父曾写了悼诗，陈氏看悼诗后（也可能包括先父在李庄时期，曾用陈氏诗韵所做的旧诗），认为‘有真感情’，勾起与岑氏过往交谊的回忆，特地抄出与岑氏曾寄和过的一首旧诗赠先父并表达对岑氏辞世的悼念。同时，也不排除有藉送此诗抒发心曲的可能性”。

　　我以为梁承邺的判断准确，虽未多言，但他敏感察觉到了陈岑关系的微妙处。梁书使用了影印件。陈诗《壬午春日有感》，陈集原诗题为《癸未春日感赋》，诗后注明“1943年春”而“壬午”为1942年，时间诗题略有差别。

　　在陈寅恪诗中，此诗因旁涉史料丰富，已无争议。文辉兄古典今典早已详释（见《陈寅恪诗箋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现在的问题是岑仲勉去世后，陈寅恪何以要重抄当年旧诗给梁方仲，其中“心曲”为何？

　　上世纪50年代初，岑仲勉在《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多有批评。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说，岑仲勉《隋唐史》“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见该书第十册第7173页，辽沈书社，1993年）。

　　陈寅恪高度评价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而岑仲勉在《隋唐史》讲义“编纂前言”中即不点名批评陈寅恪。岑仲勉说“苏轼称文起八代之衰，今之人更推愈为革命巨子，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涩体，终唐之世，无复有抗衡者。欧阳修作文重简（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故盛推韩，由今观之，韩可谓‘散文之古文’。去古愈远，然可信当时一般人读之，亦非明白易晓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应附于高武之间，以纠正九百年来之错觉，此又历史时间性不可抹杀之一例”（《隋唐史》第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岑仲勉后又在《隋唐史》第十七节“文字由骈体变为散体”中再次重复同样的话，并在注解中直说：“吾人批判，要需看实行如何，若唯执一两篇文章，便加推许，则直相皮而已”（同上第180页）。

　　陈寅恪讲李唐先世源流，岑仲勉也不认可，而说“陈氏之说，殊未可信”（同上书第92页）。岑仲勉《隋唐史》中驳难陈寅恪的具体事例，项念东《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一书曾详列表格明示（见该书第57—6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此不具引。

　　岑仲勉《隋唐史》除正文中对陈寅恪多有驳难外，注解中有些批评，可能让陈寅恪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比如关于“开远门为安远门”一事考证完结后，岑仲勉溢出考证，说了这样的话：“明是字讹失检，却不惜以意逆臆，且更诩为精密，实属是非颠倒。”（同上书第374页）另外如关于安史之乱的评价，岑仲勉认为：“善战与否（就正义之战立论），需以爱国思想及经常训练等为先决条件，陈氏独谓‘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无与为敌’，则未免陷入唯心论。且更违反禄山亦常败衄之现实也。”（同上书第264页）。

　　我曾认为陈寅恪1951年绝句《经史》和1952年春绝句《咏校园杜鹃花》（《陈寅恪文集·诗集》第78、87页，三联书店，2009年）均暗指岑仲勉(见凤凰网读书网专栏)，梁承邺提供的这一细节，似可作一旁证。岑仲勉在隋唐史诸问题上对陈寅恪的驳难，陈寅恪虽在后来有些文章中有所涉及，但从未直接回应岑仲勉。听到岑仲勉辞世后，陈寅恪内心一定有物伤其类之感。

　　《壬午春日有感》，文辉兄释读甚详，此不备录。全诗整体意思是在专制情况下，读书人为了活下去，做点“八股文章试帖诗”和“宗朱颂圣”一类的事，以免杀身之祸，实为不得已。我理解陈寅恪诗赠梁方仲，是表达对岑仲勉批评的谅解，也略含对当年曾诗讽岑仲勉的歉意。这也许就是陈寅恪的“心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