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欲立何许人也？茹欲立（1883－1972）字卓亭，笔名大无畏、皮生，著名书法家、诗人、政治家。陕西泾阳鲁桥(今属陕西三原)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泾阳崇实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三原宏道大学堂；1905年入中国同盟会；1931年2月，任南京政府审计部长；1949年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检察署副检察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31年2月，茹欲立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长。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第四次“围剿”，要求财政部给南昌行营拨付100万元“非常经费”。茹坚持1931年度总预算案，拒绝在财政部呈送的紧急拨款命令书上签字。迫于蒋介石的压力，陕西老乡、老长官、大恩人、监察院长于右任多次劝其核签，茹欲立坚不从命。茹欲立认为，国难当头，为淞沪驻军抗日，屡次追加军费，没有预算，没有法案，要多少，我核签多少，那是打日本，可以“特事特办”。“剿共”是打自己人，没有预算，没有法案，不可以“特事特办”，这个字我不能签。为此，他断然辞职，在上海《申报》上刊登“茹欲立卖字为活”的广告，舆论哗然，蒋介石无计可施，只好委托他的小舅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找江浙财团筹款“剿共”。

　　茹欲立为什么敢于理直气壮地拒签老蒋100万元“非常经费”？因为此款不在立法院1931年批准的1932年度国家财政预算之内，审计部“特事特办”则违反《宪法》、《预算法》和《审计法》。

　　茹欲立能够依法办事，除了自身的法治精神、职业操守、为官道德和人格力量等主观因素外，还有民国宪政体制的制约力量、舆论监督、民心向背等客观环境。在多种力量制约下，蒋介石有极端独裁之心，难以为所欲为。没有审计部的审签手续，财政部的款项无法拨出。财政部如果绕过审计部强行拨款，必然遭到监察院弹劾、立法院质询、高等法院追究和舆论的抨击。

　　懂财政财务收支“潜规则”和作弊“技术”的人不禁要问，宋子文支持姐夫打内战难道不会做假账，玩“变通”，让财政拨款“转圈”拨付南昌行营吗？如果要做假账，绕开预算法，逃避立法院审批，悬空监察院、审计部审核，宋子文可以通过四种渠道心想事成。第一种“渠道”，宋子文可以指示财政部预算司将“军费”改列“治安费用”，先拨付警察总署，由警察总署拨款江西财政，江西财政转拨南昌行营，或者由江西财政“另拨”同额“专款”给南昌行营即可，名正言顺，合理合法，谁也抓不住把柄。第二种“渠道”，财政部与淞沪驻军首长事先“掐好”，列“淞沪抗日特别款项”，加拨100万元，“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请审计部核签，再由淞沪驻军“借”给南昌行营，年终编制财政决算时再作“调整预算”。第三种“渠道”，由四大银行中的任意一家借款给南昌行营，年终让财政部同额扣除上交即可。第四种“渠道”，宋子文“合理合法”地给淞沪驻军列支“淞沪抗日特别款项”，蒋介石“名正言顺”地调动淞沪驻军归南昌行营指挥，调南昌驻军到淞沪“轮战”日军。如此这般，神不知，鬼不觉，让立法院、监察院、审计部无话可说。

　　蒋介石、宋子文无法为所欲为，可能有三种原因，第一，姐夫小舅子两人的脑子“不好使”，没我聪明。第二，各部门官员“不好使”，没我“听话”。国民政府是典型的“精英政治”，各地各级各部门主管多是“海归派”掌权。“海归派”都是依法办事，爱个人名誉如羽毛的“死脑筋”。蒋介石宋子文即使有“智慧”，底下人未必集体配合做手脚。第三，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客观上互相制约，蒋介石宋子文难以完全自己说了算，“一声喝到底”。如果大家玩弄财政专款“转圈”法，再遇到一个茹欲立这样的“杠头”，难免鸡飞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