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启群
初中刚毕业,我就赶上了“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从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不久,又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去离县城十来公里的立新公社“战天斗地”。每天天不亮,就被生产队长催工的哨子声惊醒,跟着我们的老师贫下中农来到田间地头插秧、挑粪、割稻子,挖土、种烟、收红薯,直到日落西山才收工。回到住的窝棚,还得翘着屁股吹火做饭才能喂自己那张嘴。尽管累得腰都伸不直了,但还强撑着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翻翻报纸,看几页破书。继续上学求知的渴望,始终没在我心中湮灭。
“战天斗地”一年半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当时的县革委会安排当了代课教师。先是在乡村小学,一个学校一个班,校长、教师、炊事员都由我一人承担,工作苦、生活也苦,但每月有了份固定工资,虽然只有区区的26元,但比起知青生活来,还是好了许多。因为我无怨无悔地埋头工作,三年后便被抽调到公社中学教书。工作之余,我仍然坚持着读书的爱好,虽然还是在昏黑的煤油灯下,但可读的书报比起在村子里,毕竟多了一些。我时不时还写点小作品发表在省地县的报刊上。
贫乏的物质生活和单调的文化生活,陪伴着我进入了终生难忘的1977年。这年10月,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尽管当时父母均已年逾古稀,而我又是独子,我仍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报名参加高考的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传开,马上掀起了报名热潮,除公社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外,还有上山下乡及回乡的知识青年,全公社竟达300多人。
公社决定组织全社所有考生开设复习课。老师,就安排公社中学的高中老师;资料,主要靠各人自备,还有就是老师根据当时用的高中教材自编油印的简单几页纸;地点,就在公社礼堂;黑板,从中学抬一块来挂在墙壁上;没有课桌,学生们就把书本放在自己的腿上做笔记……五六个考生合坐一条长凳,还有几十人站在后面听,300多人把礼堂挤得满满当当。那时,我既是要上考场的学生,跟大家一道听政治课、历史课;又是给考生们上课的老师,边备语文课,边自己复习。下了课,还经常跟学生们交流复习心得,有时为了一个习题的解答跟同学们争得面红耳赤。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复习了一个多月。
1977年12月16日,我跟我的学生们一起步行十来公里,走到县一中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更有趣的是,监考老师竟是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他也是个下乡知青,在“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读了师范学院,毕业后分在县一中工作)。这次高考,我以四科312分的总分,排全县第一。此后是填报志愿,等录取通知。当我收到邵阳师专的上学通知时,尽管不是我理想的学校,我还是止不住地又一次流了泪: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跟我一起听复习课的十多个同学,也陆续收到了其他大学的录取通知,他们都是下乡知青。我在公社中学教过的学生,也有两三个考上了中专。来到大学,我们确实像高尔基说的,如同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那样,全身心都放在了书本上。
1977年恢复高考,必将永远载入光辉史册。恢复高考绝不是简单地恢复入学考试,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当年因恢复高考而改变命运的这群人,如今仍是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精英和中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拿我个人来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县一中教书,始终从事着基础教育工作,党和政府也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荣誉。2004年,我还被国家人事部、教育部评为全国模范教师,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
可以说,没有1977年的高考,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我从内心深处感谢邓小平,感谢高考制度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