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2005年，有两位学生替季羡林编了一本《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在他们写的“编者前言”原稿中，有“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字眼。季羡林看后说：“我正在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得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遵照季羡林的意见，学生改了一稿，他看了说：“还是有吹捧之嫌，再改。”一共改了3遍才通过。

　　季羡林非常善良，生怕别人失望。80多岁的时候，季羡林因病住进了医院。一次，一位年轻的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羡林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季羡林当即将助手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并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下轰动了全院，大家都提出要看，且还索要签名，季羡林全部答应了。他派人一趟一趟去买，自己一笔一画签名，这一买一签就是600本。

　　作为老师，季羡林对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某年，一位北大新生来到学校报名，无人帮忙看管行李，恰好看到旁边有位清清瘦瘦的老人，慈眉善目，便对他说：“大爷，请您替我看一下行李，我要去办手续。”老人笑着答应了。新生忙了一个多小时才归来，老人也到这时才走开。次日，在开学典礼上，那位新生发现老人居然端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才知道老人名叫季羡林，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20世纪60年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北大东语系有的学生连两元钱一个的搪瓷脸盆都买不起，只能用五毛钱一个的瓦盆洗脸。季羡林当时正担任东语系主任，他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系学生会，让学生会通知没有脸盆的同学去领。

　　章宗阳是季羡林的学生，离开北大约6年以后，给季羡林写过一封信表示问候。季羡林得知他并未完全放弃所学专业，立即回信予以鼓励，并寄去一些印地语讲义。彼时季羡林虽年近古稀，但每天仍忙得脚不离地。章宗阳善解人意，尽量不去打扰老师。出乎他意料的是：季羡林却始终关心他的学习和工作，先后给他寄去《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全译本》等著作，还想方设法给他推荐专业对口的工作。

　　季羡林对学生的关爱，受教于他的师长。

　　季羡林虽不是老舍的授业弟子，但他刚到清华念书时就认识了老舍，说老舍是季羡林的精神导师一点也不为过。季羡林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及至见到老舍先生，他却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

　　季羡林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就读时，执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的郑振铎曾在那儿兼课，季羡林去旁听过。郑振铎对学生极好，他当时正同巴金、靳以一起主编《文学季刊》，认识许多名人，邀请了一部分进入刊物的主编、编委行列，为了提携自己的学生，他将一些年轻人的名字也纳了进来，印到封面上，有的是编委，有的是特约撰稿人。

　　在德国完成学业后，季羡林准备回国，却为找工作发愁。他给正在英国治眼病的老师陈寅恪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汇报十年来的学习情况，并汇去了他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收到信后，陈寅恪立即回了信，告诉他自己的近况，并说自己不久将回国，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季羡林前去任教。后来此事如愿，季羡林在北大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

　　可以说，季羡林后来的人格成长，是充分复制了当年那些对他有所帮助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