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钩沉
季羡林爱生源于师
发布时间:2025-02-28 编辑:湘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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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宇明 


  2005年,有两位学生替季羡林编了一本《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在他们写的“编者前言”原稿中,有“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字眼。季羡林看后说:“我正在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得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遵照季羡林的意见,学生改了一稿,他看了说:“还是有吹捧之嫌,再改。”一共改了3遍才通过。

  季羡林非常善良,生怕别人失望。80多岁的时候,季羡林因病住进了医院。一次,一位年轻的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羡林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季羡林当即将助手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并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下轰动了全院,大家都提出要看,且还索要签名,季羡林全部答应了。他派人一趟一趟去买,自己一笔一画签名,这一买一签就是600本。

  作为老师,季羡林对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某年,一位北大新生来到学校报名,无人帮忙看管行李,恰好看到旁边有位清清瘦瘦的老人,慈眉善目,便对他说:“大爷,请您替我看一下行李,我要去办手续。”老人笑着答应了。新生忙了一个多小时才归来,老人也到这时才走开。次日,在开学典礼上,那位新生发现老人居然端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才知道老人名叫季羡林,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20世纪60年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北大东语系有的学生连两元钱一个的搪瓷脸盆都买不起,只能用五毛钱一个的瓦盆洗脸。季羡林当时正担任东语系主任,他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系学生会,让学生会通知没有脸盆的同学去领。

  章宗阳是季羡林的学生,离开北大约6年以后,给季羡林写过一封信表示问候。季羡林得知他并未完全放弃所学专业,立即回信予以鼓励,并寄去一些印地语讲义。彼时季羡林虽年近古稀,但每天仍忙得脚不离地。章宗阳善解人意,尽量不去打扰老师。出乎他意料的是:季羡林却始终关心他的学习和工作,先后给他寄去《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全译本》等著作,还想方设法给他推荐专业对口的工作。

  季羡林对学生的关爱,受教于他的师长。

  季羡林虽不是老舍的授业弟子,但他刚到清华念书时就认识了老舍,说老舍是季羡林的精神导师一点也不为过。季羡林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及至见到老舍先生,他却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

  季羡林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就读时,执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的郑振铎曾在那儿兼课,季羡林去旁听过。郑振铎对学生极好,他当时正同巴金、靳以一起主编《文学季刊》,认识许多名人,邀请了一部分进入刊物的主编、编委行列,为了提携自己的学生,他将一些年轻人的名字也纳了进来,印到封面上,有的是编委,有的是特约撰稿人。

  在德国完成学业后,季羡林准备回国,却为找工作发愁。他给正在英国治眼病的老师陈寅恪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汇报十年来的学习情况,并汇去了他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收到信后,陈寅恪立即回了信,告诉他自己的近况,并说自己不久将回国,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季羡林前去任教。后来此事如愿,季羡林在北大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

  可以说,季羡林后来的人格成长,是充分复制了当年那些对他有所帮助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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