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正城

　　江河奔流，岁月悠悠。

　　金秋九月，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我打开书柜，蓦然看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由武冈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发给我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凝视这张已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纸张泛黄的证书，我的思绪又一次回到那难忘的1977年。

　　1974年1月，我高中毕业，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在家乡武冈县荆竹公社乙冲大队第四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一道手握锄头和犁耙，开始了脸朝黄土背向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尽管辛苦，业余时间在煤油灯下自己也学着写点小诗小文，因此在当地有点小名气。

武冈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为作者颁发的民办教师任用证书。

　　1977年五一劳动节刚过不久，一天下午蒙蒙细雨中，我戴着斗笠、背着棕蓑衣、拄着一根蓐田木棍，和十多个男女社员在一块大水田里对早稻进行第一次中耕。忽然不远处的田埂上，有人在呼喊我:“曹正城，请你过来一下！”我循声望去，原来是我们大队的杨秘书。我赶忙走了过去。他兴致勃勃地说:“小曹，我给你带好消息来了。我们大队小学，现缺一名民办老师，经大队党支部研究，报公社文教办同意，决定在全大队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中公开招考一人，其中确定推荐你也参加这次考试。”我听后，感觉好像是在做梦一样，这等好机会怎么会落到我身上呢？民办教师虽然不如国家公办教师按月拿工资吃皇粮，但一年能在生产队记300多个工分，每月还有好几元生活津贴，比起农民天晴落雨、下雪冰冻也要下地干活强啊！我半信半疑地问:“杨秘书，咯是真的？”解放前，因爷爷家中有些田土，土改时爷爷被划为富农成份。在农村，当时他属于被管制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一，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其子孙参军、招工招干、升学入党等均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对招工招干等好事，我有自知之明，从来不敢抱有任何奢望。

　　杨秘书见我露出怀疑的神色，便解释道:“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已半年多了，一切都在开始拨乱反正。毛主席也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看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你高中毕业有好几年了，在生产队务农能吃苦耐劳，表现很不错，大队、生产队和群众对你的印象蛮好，你就放心做好迎考准备吧！”

　　听到这里，我那不解的心情也开始豁然开朗起来。

　　一个星期后，我和大队的20多名回乡知青走进了那久违的考场。望着既陌生又熟悉的道道试题，我激动又紧张的心在咚咚地猛跳，握笔的手还真有点微微颤抖。考试分语文和数学两科。由于几年没摸书本，感觉试题难度较大，但我还是按时交了答卷。

　　大约十几天后，大队秘书十分高兴地告诉我，说我这次考得不错，成绩名列第一。根据招考的原则，经公社文教办和大队研究同意，让我填写了一张民办教师录用审批表。

　　1977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天空中的月儿格外明亮。公社文教办的一名负责人，在杨秘书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正式通知并祝贺我被录用为武冈县荆竹公社乙冲小学民办教师（任用证书第二年才发给我）。听到这一喜讯，我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一支粉笔写春秋，三尺讲台育桃李。当上民办教师后，我用心、用情、用力扑在了教学上。由于教学成效显著，1978年底我胸佩大红花，参加了“文革”后武冈县文教战线空前绝后的首次先代会（在全县近万名文教工作者中，仅评选出460名先进个人），第一次受到了县委书记的接见，并聆听了县委副书记所作的开幕辞和县委宣传部部长所作的工作报告。然而时光短暂，1979年秋，我通过高考离开了这所学校，但我一直深深怀念它、感恩它，因为它是我人生旅途的重要一站。同时，我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所教的那些学生，尤其是他们那一张张葵花般天真烂漫的笑脸……

　　如今，这张《民办教师任用证书》，虽然已经陈旧，但它是我走向工作岗位最难忘的开端和永恒的纪念。更重要的意义是，它是过去人才推荐制趋向考试制的最好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