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白毛女》之所以成为红色经典，无疑与它非同一般的剧本产生过程相关。执笔者贺敬之曾这样说：“《白毛女》的整个创作，是集体创作”“是有更新的意义和更广泛的群众性的集体创作”“它联系着各部门的创作，若不是集体力量的相互合作，《白毛女》的产生是不可能的”。可见，《白毛女》的剧本应是集体智慧结晶的一个典范。

它的最初的执笔者是邵子南，故事情节源自于河北西北山区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这个故事尽管流行版本众多，但其主线基本上是民女遭到凌辱，逃入深山，渐渐头发全白，被人们认为是白毛仙姑显灵现身，后来八路军来了，将她救出，让其重见天日。1944年5月，故事通过李满天的小说传到鲁艺学院，当时鲁艺学院的负责人周扬意识到有进一步开掘的意义，于是将任务交给了鲁艺音乐系，由邵子南具体执笔负责改编成歌剧，作为向党的七大献礼的剧目。但由于缺乏经验，邵子南虽然很短时间就将剧本拿了出来，但无法排练上演。这下音乐系的负责人张庚急了，他随即重新召集人员来研究。经过反复讨论，会上将执笔的任务转交给了在秧歌剧创作中崭露头角的贺敬之，接着又组织成立了一个有编剧、作曲、导演、演员等各方面人员参加的剧组，并设立了党支部，由田方任支部书记。从这个架势不难看出，这次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将是一场有各方面人员参与的大规模的集体创作。

贺敬之接过执笔任务后，由鲁艺组织了一次《白毛女》主题思想讨论。当时，大家对于这部歌剧改编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这无异于一个神怪故事，虽然猎奇有趣，但将其改编成歌剧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也有的认为，它说明神明鬼怪都是人类自身，只是有一张神秘面纱罩盖着而已，将其改编成歌剧可以帮助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周扬与贺敬之却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故事可以揭示新旧两种社会的本质区别，形成“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鲜明对照，从而激发人们对新社会的向往。他俩的观点一说出，迅速得到大家的拥护。有了这次讨论，他俩的主张也就成了全体剧组成员的集体意图，有着创作指导思想的作用，也为贺敬之接下来进行戏剧冲突、情节构成、人物性格的安排创造了条件。

在张庚的组织下，歌剧《白毛女》的创作采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剧本每一幕写出后先由作曲者作曲，随后交系里审定，再刻印出来交导演和演员试排，最后由鲁艺师生、机关干部和驻地老百姓来观看，提出修改意见。尽管过去贺敬之创作的歌词《南泥湾》《翻身道情》和秧歌剧《惯匪周子山》《瞎子算命》都颇受人喜欢，他的名气也已经不小，但他总要放下身段，在每次试排时“坐在观众中看戏，散戏后便夹在观众中听他们的谈话”，认真去听取那些“最无拘束、最真实宝贵意见”，有时还会“直接访问观众，包括干部、群众”，因而先后收集整理出了10多万字的意见，为自己反复修改剧本提供了有益参考。剧本中原有的“大春到黄家复仇”“喜儿在黄家思念大春”“喜儿以为能为成黄家媳妇”以及“喜儿送大春参军”等情节，就都是根据听到的意见逐步删去的。而“赵大叔讲红军故事”“大春投奔红军”“喜儿坚持要活下去”和“太阳出来了”这些情节又是后来增加进去的，剧本由此不断得到完善。

与吸纳干部群众意见相比，吸纳剧组内部人员的意见似乎更难。他们不仅大都是文艺方面的专家，而且往往意见又不尽相同。贺敬之非常尊重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总是能在周密系统、融会贯通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主张，然后再写入剧本。对于一时拿不准的，他就采取先吸纳的方式，在试排中让大家来讨论，然后再作修改。剧本第二幕的情节原来采纳的是导演王滨提出的构思，在试排中，大家都赞同周扬“不要搞成《水浒传》嘛，剑拔弩张的”的看法。于是，贺敬之不厌其烦地重新调整。当时，大家都认为贺敬之特别好共事。扮演黄世仁的陈强就曾这样说，贺敬之“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很好合作”。一起参加过执笔的丁毅也说：“我与贺敬之在《白毛女》合作过程中很愉快，从没发生过争执。”因此，大家都非常钦佩他，称赞“他集中大家的智慧写成剧本”。

剧本全面写完后，鲁艺组织了一次总彩排。但彩排的效果却不理想，引来不少批评意见，还贴出了小字报，轰动一时。原执笔邵子南连忙在小字报上签字声明，表示歌剧《白毛女》与自己无关。贺敬之自然急了，赶紧去问张庚还能否向党的七大演出？张庚随即向周扬作了汇报。周扬坚定地回答：“可以改嘛，要有艺术家的勇气，还要给七大演出。”于是，鲁艺随即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对剧本的修改。鲁艺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在会上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人物身上，一是大春前面的戏太少，前后不协调；二是黄世仁不能就这样放过，尾声刹不住，应该对其有惩罚。大家都认可何其芳的看法，决定增写一场“斗争会”的戏。由于一直赶写剧本，贺敬之这时病倒了。于是，音乐系决定将执笔任务再转交给丁毅。由丁毅按照会议讨论的意见，根据参加敌后斗地主的经验以及音乐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保持贺敬之的风格基础上，对剧本进行修改，完成“斗争会”这场戏的写作。

1945年4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党校礼堂为党的七大举行首场演出，参加观看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和全体代表。戏才演到第一幕，不少人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喜儿从山洞救出，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一同起立鼓掌。首演获得成功后，接着在延安先后演出了30多场，场场爆满，许多群众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看戏。一时间，演员在延安街上走便会被人指着说：“这是喜儿”“那是杨白劳！”甚至跟着后面喊：“狗腿子穆仁智!大坏蛋黄世仁!”《白毛女》到解放区上演后，更是引起了轰动。在盛产水果的张家口，当演到斗争黄世仁的戏时，观众将一颗颗的水果往台上扔，高喊“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在冀中河间演出时，有战士端起枪上膛要打“黄世仁”，幸好有班长及时制止，才避免发生意外。鉴于多次发生类似情况，后来部队规定看《白毛女》不准带武器入场，足见其感染力。难怪田汉这样评价歌剧《白毛女》：“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它发挥过巨大的政治教育作用。”

从其演出效果来看，《白毛女》的剧本创作无疑是成功的。这成功，显然是贺敬之融汇集体智慧的成功。他通过放下身段、真诚合作、不怕批评、巧采众智，成功地将大家的智慧汇集到创作之中，这不仅是文学集体创作的经验，恐怕也是我们所有事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