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宇明

拳头砸下来总会让人感到疼痛。自鸦片战争开始，国家频被外敌欺侮，从未有过缓过气来的时候，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等一些晚清地方务实派官员开始进行反省，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要救国，就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义无反顾地发动“洋务运动”，先后数次推动朝廷选派适龄学子赴日本和欧美留学。这种早期的留学潮成了晚清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标志性事件。

1908年8月，22岁的浙江余姚人蒋梦麟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蒋梦麟赴美坐的是轮船，在船上，他看到外国男男女女依偎在一起跳舞，非常震撼，感到很不顺眼。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男女授受不亲”，现在男女不仅“授受”相亲，还要面对面抱在一起，岂不是大伤风化？但年轻的心终究是充满好奇的，多看几次，他居然“慢慢开始欣赏跳舞的优美”。蒋梦麟留学的目的地是加利福尼亚大学，该校有个大门叫“赛色门”，门上雕有许多浮雕裸像，也很让他生出违和感。后来，随着他对伦理道德观念的加深，开始对这些雕像见怪不怪。

陈独秀留学日本后，最大的观念转变就是从对包办婚姻的容忍变成无比痛恨。1901年他留学日本，1903年回国，次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向民众传播新思想。他在《恶俗篇》中公开批判旧婚姻制度：“人类婚姻的缘由，乃因男女相悦，不忍相离，所以男女结婚，不由二人心腹情愿，要由旁人替她作主，强逼成婚，这不是大大的不合理吗？你看中国人结婚的规矩，哪一个不是父兄作主，有一个是男女相悦，心服情愿的吗？”他也特别反感男尊女卑：“中国的法律，男子虽有七出的权利，男子不好，却没说女子可以退婚。这不是大大不平的事吗？天生男女都一样，怎么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却不能退男人呢？”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没有那段海外留学经历，陈独秀对婚姻与男女关系的认识绝对抵达不了如此地步。

比陈独秀晚4年赴日本的文艺青年李叔同也是“观念留学”的代表人物，这位曾经的富家公子早岁根本没把金钱、青春当回事。母亲去世后，他认为自己的“幸福时期已经过去”，决定负笈东瀛。李叔同觉得当时的晚清是一团死水，想激发出生机，就得“移风易俗”。而要转移风气，文艺第一时间可以派上用场。刚到日本不久，他就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组织青柳社，演出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话剧，体现出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和反抗意识。

依常理，学生出国留学，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以便学好本领报效国家。只是晚清时期的留学有点复杂，那时的清朝皇家人一心想的是保住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连承诺的“君主立宪”都拖三拖四。在如此背景下，留学生们热情接受外界新鲜事物，产生现代生活观念和政治思维，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与知识上的留学相比，观念上的留学无疑更加重要。前者学的只是知识，后者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可以造成一种可以发展既有知识甚至造就新的知识的开放的文化。有了这样的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筋骨才可能真正强壮，也才能避免日后的再度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