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袁世凯从来不是个守规矩的人，甚至对作为国家命脉之一的财政制度也视同儿戏。

登上总统宝座，最初的兴奋过后，袁世凯发现民国政府真的一贫如洗，有时甚至连政府雇员的工资都开不出。为了渡过难关，1913年4月，袁世凯授意下属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署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期限47年，年息5%，前10年仅付利息，从第11年开始必须还本付费，每年高达24.6万英镑。当时，债券在欧洲以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只有2100万英镑。按合约指定的用途，除掉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支付政府行政费、整顿盐政事务外，只剩200万英镑左右。政府掌握的钱这么少，袁世凯自己又是个花钱如流水的主，怎么办？他决定设立直属总统的“小金库”——统率办事处军需处，以此绕开正常的财政体制。名为军需，实际上是专门拨付特别费用。来人只要拿袁世凯的手条即可支款，发钱者从来不问缘由，纸条上常常只有“发给XX若干元”的字样，有时连日期也没有。

“特别费用”的第一个用途是收买人心。一次革命时，众议员胡瑛去日本考察农政，袁世凯一次就拨给2万元。唐绍仪内阁曾提名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心中另有人选，但他又想笼络王芝祥，于是任命王为南京宣慰使，并给了他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的公费，示意他可以包办一切，剩下的钱也不必上交。王怀庆是直系将领，受命征讨闹独立的蒙古王公，得胜回朝，此役实耗军费30万两白银，虚报成40万两，此人最初很有些心虚，袁世凯不但不扣减，反而暗示其多报，王将数额提到140万两，袁世凯才签了“准领”两字。袁世凯还曾给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50万元“润笔费”，以感谢这个人在政治上的支持。为了让舆论配合自己，他向《亚细亚日报》《大中华》等友情赞助了30万元。当然，袁世凯的收买术有时也未必成功，比如他曾将存有50万元巨款的银行支票赠给宋教仁，宋只是略取少许表示谢意，即原票奉还；袁听说陈其美有出国之意，馈以巨款亦遭拒绝；革命党人柏文蔚驻军浦口时，袁世凯派亲信章聿骏送去交通银行支票100万元，给其私用，柏毫不犹豫予以谢绝。袁世凯还以40万元贿赂邹鲁嘱其另外组党；以20万元、15万元分别收买梁启超、史量才，希望他们改变反帝制立场，均遭到失败。只是，在这个社会中有意志坚定如铁者，也有见钱眼开的，袁世凯的收买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些人的政治选择。

“特别费用”的第二个用途就是直接给袁某人的政治野心服务。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组织了以朱启钤、梁士诒等人为骨干的登基大典筹备处，仅初步预算就定了590多万元，包括祭典费26万，修理大殿工程费105万，调度费117万，飨宴费22万，接待费51万，犒赏费69万，大礼关系费166万等等。实际开销远不止于此。比如袁世凯定制了两件龙袍，据说花了60万元。龙袍用真金丝织成，上面镶嵌了无数颗珍珠。两顶皇冠花了10万；玉玺一颗12万，一共制了6颗，共计70多万；金印花了60万；新龙椅花了40万。其家人的服装用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光是“娘娘”们的花费就达到了200万元。史载，这场荒唐的登基仪式，袁世凯耗费民脂民膏3000万元。其中的许多款项就是在“账外账”里开支的。

袁世凯设立“账外账”，表面的理由多种多样，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巩固、扩大一己之权力。袁世凯曾对大儿子袁克定说：“天下财散于天下人，天下非你莫属，你是要钱财还是要天下？”这句话，真心地呈示了袁世凯的内心。

视公器为私产者，终将众叛亲离、灰飞烟灭，历代的皇帝们没有逃脱这一规律，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