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偷读经典

　　我真正开始读书，是在初中毕业被迫辍学的那一天。

　　我虽然不研究国学，也不是尊孔派，但与传统经典似乎有一种特别的缘。至少，《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所谓“四书”，不仅读过几遍，而且抄过几遍。后来的抄完全是源于某种趣味：一次是到木工厂请人做了木简，用毛笔把“四书”抄成了木简本，拿在手里，哗啦啦地翻读，感觉的确非同一般；一次是因为朋友送了一堆宣纸线装本，那么好的本子，用它写什么字呢？首先还是抄了“四书”。红格黑字竖行，软软地握在手里，感觉真不错。在我的全部藏书中，这大概是最独特的一部分。然而，第一次抄“四书”，却是为了读。那是1971年，焚书运动过去不久，“封资修黑货”都未开禁，实在无书可读。

　　大约20年前，我为山东《联合日报》写过一组“我的读书生涯”，第一篇就是《小屋读四书》，可惜一些细节没完全写出来。那一年，我在读完两年初中之后，无可奈何地告别学校，回乡当了农民。那时升高中不需要考试，全凭推荐。我的运气不好，同村同年级读书的三个同学中，一个是支书的弟弟，一个是有名的老贫农，而我家是“富裕中农”，所以没有悬念，知道自己与高中无缘了。

　　感谢父亲，在1966年秋天烧书时一面做出积极分子的样子，带领我们兄弟从家中抬出大量旧书投进火堆，一面却已把一些书用泥巴封进了墙壁中。父亲不重视孔孟的书，因为在过去那是孩子们的课本，《孟子》和《论语》到处都是。所以，我家的“四书五经”之类，都搬到街上烧掉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开始找书的时候，最先找到的竟然是一套“四书”。它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因为一个特别的原因：那是大伯父送给父亲的，而大伯父的这套书又是他与大伯母订婚时他的岳父送的。大伯父的岳父是当地名士，虽然大伯父订婚时科举已经废除几年，但他仍然梦想女婿能在科场大显身手。正因为这个缘故，那套书虽然在伯父和父亲手里过了60多年，却保存得特别好，当我找到它时，只有蓝色布套略带岁月的痕迹，而书却仍是崭新的。出于对大伯父和父亲那份感情的尊重，我也必需珍惜那套书，所以就有了读第一遍时抄下来，再反复读，就用抄本。

　　夜深人静之后，我关好门，用准备好的破棉被或毯子挡好窗户，使它从外面看不到一点儿光亮，然后开始读书。之所以这样做，因为烧书的运动虽已过去，但读孔子的书而不是读毛主席的书，仍然无法交待。更为严重的是，在我走近孔孟不久，“批林批孔”就开始了。在批孔的运动中读孔子，唯一能拿上台面的理由是为了批判，但我知道，批孔轮得上我吗？所以，最安全的办法还是不要让人知道。

　　我一直很奇怪，我在批孔的浪潮中走近孔子，成了尊孔派；后来不批孔了，我却成了鲁迅、胡适、陈独秀的追随者。走向孔孟那年，我16岁；走向鲁迅，已经20岁。

　　无书可读的日子

　　常常怀念母亲的针线笸箩，因为那里面不仅有各种小玩艺儿，而且有几本用来夹鞋样子的书：一是厚厚的16开本《中华民国地图册》；二是1930年代出版的《南风》月刊合订本；三是《儿童活页文选》，也是装订好了的厚厚一册。它们都是烧书运动的劫遗，在无书可读的日子里，不知被我翻过多少遍。

　　我始终想不明白我家怎么会有《南风》月刊。因为那显然不是父亲的，那时父亲还小，只有几岁；也不是二伯父的，二伯父对文学毫无兴趣；更不是大伯父的，因为大伯父眼里只有诗曰子云和《石头记》，现代人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后来自己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心里常想起那几本《南风》，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流行的著作都不提它，我由此知道它并非很有影响的刊物，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被文学史家看重的刊物。然而，因为记忆中那刊物实在很好，所以就努力查它的身份。可惜的是，我却没记住它的编者和出版发行者，也没注意出版年月，能够记得起的只是几个作品。

　　其中有一期，第一篇文章就是针对胡适的文章而讨论“我们的路”，内容至今记忆犹新：介绍了胡适的说法，尤其突出胡适“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的观点，而作者却又提醒人们不要让胡适先生牵扯着我们的鼻子走。此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篇小说。一是《最后的晚餐》，写的是小知识分子生活的艰难，从那篇小说中，我知道了当时的文稿一般是千字三元，下层文人发稿难，靠稿费吃饭不容易。另一篇小说曾经使我耿耿于怀，那小说的题目叫《乳汁》，写的是离异对家庭和孩子的伤害。一个女人生下孩子不久就被遗弃，孩子却因离开母亲而有各种不适，最后终于病了。母亲也因为离开了孩子而不适，天天把乳汁挤进暖瓶，希望能给孩子送去，却又没有勇气走进那个家。女人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去看孩子，却见到了孩子的死亡，手中的暖瓶掉在地上，流了一地的乳汁。现在文学史里讲的那些小说，许多都没有它动人。还有一篇题目忘记了，是写恋爱的，我对它有点反感，觉得作者很无聊，因为通篇写的是一种悔意，而悔恨的不过是当时应该直接吻她，而不应该说“我爱你”。因为正是在说“我爱你”的时候，口臭使姑娘扭过了头，因而永远地错过机会。

　　《儿童活页文选》的来路是清楚的，那应该是二伯父上学时的课外读物。那些文章大都很短，但短而精，让人过目难忘。比如，有一篇说老虎本来不吃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吃人呢？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老虎的孩子眼看就要饿死了，虎妈妈觅食跑遍了整个山岗，却找不到野鸡也找不到兔子。正在它绝望的时候，看到一个猎人挑着许多猎物走来，原来周围的野鸡和兔子都让他猎取了。老虎来到猎人面前，请求猎人给它一只兔子，哪怕是借给它，然而，无论老虎怎样哀求，猎人就是不答应。我已记不起那些精彩的对话，总之是老虎一再乞求，而猎人只是摇头。最后，老虎忍无可忍，扑上去咬掉了猎人的头。从此，老虎对人类不再客气……再比如，有一篇写一位仁慈的皇帝正在凭窗远眺，这时下起雨来，皇帝马上想到了那些没戴斗笠在街上行走的人，担心他们会被淋坏，于是吩咐大臣，让他们去看看是否有人未戴斗笠而在雨中行走。大臣们雷厉风行，立即在街上抓捕未戴斗笠而在大街上行走的人，把他们杀掉，然后去向皇帝汇报：大街上没有不戴斗笠而在雨中行走的人。于是，君臣一起歌唱盛世。

　　当然，之所以感觉那些作品特别好，也许正因为那时候无书可读。

　　红封皮下读禁书

　　我的同代人大概都有这样的记忆：借到一本稀罕的书，会为它包一个封皮。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书是借的，如果弄脏了，归还时会不好意思。包上一个封皮，即使在餐桌上阅读，也无碍了。所以直到现在，只要是借来的书，我仍然习惯地为它包封皮。

　　然而，那个特殊年代的我们为书包封皮，却还有一个用途：遮人耳目。那时的年轻人大多没有独立的空间，无论是机关、厂矿的职工，还是知青点上的知青，都是多人一个房间，人来人往，除非是异性，一般不会敲门。在这样的环境中，好不容易弄到一本“封资修黑货”，除非是傻瓜，谁也不会把它公然摆在床头。这不仅是因为怕被告发，同时也是避免被人抢走的策略。无论多么吸引人的禁书，只要包上封皮，在上面写上“马恩选集”、“批林批孔文件汇编”之类，就不会再有人翻看。

　　回忆我个人的读书经历，收获甚丰的是1975年。那应该仍是无书可读的年头，我却幸运地读了一批外国文艺作品，比如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果戈理的《死魂灵》、契诃夫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法捷耶夫的《毁灭》以及札弥亚丁、雅各武莱夫等人的一些小说，还读到了一些文艺理论著作，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若论这些书的性质，在当时无疑是“封资修”的后两类，而我却公开读了它，原因就是它有一个“红封皮”——《鲁迅全集》。有了这个封皮，尽管有人一翻插图就会满脸疑问：“这么黄？！”但一看封面，就无话可说了。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到县图书馆借书的资格。那时的益都县图书馆只有14万册藏书，却有一套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当我沉浸于鲁迅的小说和杂文的时候，一位朋友告诉我：刚刚进了一套《鲁迅全集》后10卷，“那更值得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为适应送外宾的需要，指示出版社根据1938年版《鲁迅全集》重印的。不能10卷同时借，只能一次次跑图书馆。当时的感觉真是闯进了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一些作品读不懂，因为它与我所熟悉的文学模式完全不同，所以读不出它的主题，也不明白它的写法。然而，这10卷译文对我至关重要，因为它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包括那些插图，特别是《近代美术史潮论》中那各种形态的裸体，各种风格的女人画像，对于只熟悉《芥子园画谱》的我来说，几乎每一页都是强烈的冲击。《一个青年的梦》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从此我记住了一句话：“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而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桃色的云》对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从中不仅听到了一个盲诗人对爱的热切呼唤，看到了他笔下那些花卉的议论、鸟虫的抒情，而且接受了“为一切弱而美的东西而斗争”的文学宗旨，直到现在也没有变。

　　那是1975年，因为那些译文，我似乎有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基本立场，因而成了文学时尚的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