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
杨绛对读者的贡献是“零”
发布时间:2016-06-0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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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邦良



书房中的杨绛

  

  近日杨绛女士以105岁的高龄仙逝。悼念她的文字充塞各种版面。但以杨先生低调行事的风格,她可能更愿意安静地离开,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也不惊动一片树叶。

  

  一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成立文学研究所,钱钟书、杨绛夫妇被分配至文研所外国文学组工作。外国文学组的领导对杨绛似乎很不重视,其冷漠与轻慢几乎到了对她视而不见的程度。借用杨绛的话来说,就是“人家眼里没有你,当然视而不见;心上不理会你,就会瞠目无睹”。

  

  钱钟书在北大因他人诬陷被打成“反动教授”,杨绛也成了“反动教授之妻”,结果是“外文组内又分若干小组,没有一个小组肯接纳我”。“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都是大会代表,只是钱钟书和杨绛不是。”

  

  当时,文学研究所与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三套丛书:一套文艺理论,一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文研所负责选题、供稿,人文社编辑出版。所内研究员都是编辑委员会的,惟独杨绛不是。参加文娱活动和社会活动也没杨绛的份。不重视倒也罢了,外文组的组长还到处说:“杨季康根本没有研究能力。”仿佛看不起杨绛不是出于偏心,而是其人水平太有限,无法胜任外文组工作。

  

  被别人视为零,杨绛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安之若素,且“自得其乐”:“因为她可以悠闲地观察世事人情和她自己的内心,这样就能更深入、更真切地体味人的本性。”(吴学昭语)被视为零的另一好处是:身处卑微,不必显身露面,最有机缘见识事态人情的真相。

  

  既然把杨绛当做无用的零,外文组当然不会分配任务给她,但杨绛自己却没闲着:“不分研究课题给我,我就自己找题目。1954年是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我就研究菲尔丁。菲尔丁是十八世纪英国和欧洲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据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回忆,菲尔丁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这正符合所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是马克思提到过的作家,不研究。我把菲尔丁的全部作品读完,凡能找到的传记、批评等也一一研究,引经据典地写了一篇五万字的研究论文,题目《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和实践》。1957年适逢菲尔丁诞生250周年,在《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

  

  杨绛这篇评论深获好评,因为它没有论文的“八股腔”,而是:“视野开阔,思想深邃,观点新颖,材料翔实,文字如行云流水,分析入情入理。”(吴学昭语)。北大教授李赋宁对此文赞不绝口,要学生学习杨绛的写法。

  

  除此之外,杨绛还翻译完了名著《吉尔·布拉斯》,并为该书写了长篇后记。虽遭冷落,但杨绛读书写作,乐得逍遥。改革开放后,杨绛此间发表的文章得以结集出版,书名《春泥集》取自龚自珍的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本书是外文组出的唯一一本书。因为其他人写的应时文章已不合时代要求了。

  

  被视为零,却修成了正果,这正验了那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难怪回忆这段往事,杨绛这样说:

  

  “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

  

  对杨绛来说,“零”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躲在里面,她正好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二

  

  很多知识分子下乡后过不惯乡村生活,叫苦连天,而杨绛下乡后很快就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杨绛说:“我并未刻意和老乡打成一片,只是老乡喜欢接近我。例如有个初下乡见过的老妈妈,一手伸进我的袖管捉住我的手,一手抚摩我的脸说,‘噢唷,才十来天,已经没原先光了。’”

  

  杨绛能和乡亲们打成一片,其秘诀就是把自己当零,没有知识人的架子,不摆城里人的谱,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杨绛和女伴儿还有外单位的两位女同志就同睡这个大炕。早起卷上铺盖,沿墙摆放。娃娃们全上炕游戏,有的娃娃会骑铺盖卷儿玩,还撒尿,杨绛女伴的铺盖卷儿就不知被哪家娃娃撒了一大泡尿。”

  

  农民们有困难,杨绛总是站出来,倾其所有帮助对方。一位农民的妻子,患重病住院治疗,杨绛资助了100元,后得知钱不够用,她又把仅剩的50元拿出来,让该农民给妻子买最好的药最好的营养品。这位农民深受感动,从此逢人便说,是杨绛教会了他做人。

  

  因为把自己当作零,下乡后的杨绛,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那样,完全融入农民的生活中。农民自然亲近她喜欢她。

  

  “万人如海一身藏”,这是杨绛所欣赏的一句诗。做到这一点,前提是把自己当做零。因为“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了。

  

  零,也是杨绛的隐身衣。

  

  三

  

  改革开放后,杨绛的创作迎来“井喷”,连续出版了《堂吉诃德》(翻译)、《洗澡》(长篇小说)、《干校六记》(散文集)等,可谓硕果累累。而她仍一再声称自己还是零。这不是矫情,亦非客套,当然也不是妄自菲薄。自认为零,其实是一种平和的心态。

  

  对杨绛来说,作品发表了也就成了过去,她念兹在兹的是尚在酝酿的下一部。

  

  总以为自己是零,就总有从零起步的冲动和重新开始的渴求,于是,手中的笔就不停地书写下去。这样,那些优美的饱含深情而又意蕴深邃的文字便从杨绛的笔下汩汩流出。年过八旬的她在遭到丧偶丧女的双重打击后竟然又顽强地为读者奉献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文学精品。读者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不能不对这位勤勉而又低调的老人肃然起敬。

  

  在杨绛眼中,零还是一道起跑线。而她随时整装待发。

  

  四

  

  剑桥大学数学大师G.H.Hardy有一次到印度去领一个大奖,发表演说。他上台第一句话说:“印度对人类的贡献是零。”全场鸦雀无声楞了三秒钟,然后哄堂大笑。“零”这个数目字据说是印度人发明的。没有“零”就没有负数,没有虚数,所有数字的意义都不同了。这个发明实在太大了。数学大师语意双关,幽默得教人绝倒。

  

  其实,杨绛在为读者奉献了大量的字字珠玑的文学佳作外,不也为我们贡献了一个“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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