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我的诗集《梦旧情未了》收了一首题为《致宋兴国》的诗，有朋友问：宋兴国是谁？《致叶文福》、《戏问顾城》等没人问，因为他们是著名诗人，而宋兴国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除了故乡青州的几位老友，大概没人知道他。由此，我想应该写篇短文，一来解疑，二来也算对兴国的一点纪念——他故去已经多年了。
一
写下上面的文字，算是开头，满脑子却丢不下那个问句：宋兴国是谁？回答可以很简单：我年轻时的一个朋友，1970年代的文学青年。然而，却又忽然想到，如果到故乡去问那些认识他的人，那答案却差不多会是：“宋兴国？就是‘草包’呵！”
“草包”是宋兴国的绰号。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绰号，是因为根据周围人们的见解，他的确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务正业，什么事都做不了，而且一辈子无所成就，这样的人，还不是“草包”吗？
兴国年龄比我大，但究竟大多少，我却一直不清楚。我与他相识于1973年，那时他已经结婚生子，而且似乎已有两个孩子。我们的相识其实有点迟，因为两个村距离很近，不足两公里，而且父辈就有来往。
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他到我家来了。
本来是父亲和哥哥陪他说话，而我在正房的西间窗下读书。忘了是什么原因，他走到我房间，一边翻看桌子上的几本书，一边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没做什么。他说：听说你在画画？我说：只是胡乱抹几笔。他又说：我看你在读小说，自己写小说吗？我说没写小说，只是偶尔写写诗。他的兴致高涨起来，要我拿诗给他看。于是，几天后他给我送来几本刚刚试刊的《山东文艺》，另外还有几本县文化馆专用的稿纸，并且告诉我说，无论是诗还是小说，写了就寄往文化馆，不用贴邮票，在信封上剪掉一角就是了。我最先寄往文化馆的是什么稿子，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没忘记的是很快就收到了诗人张冠钦的信，而且从此之后就定期收到文化馆编印的《工农兵文艺》，还有当时流行的一些出版物。稍晚一些，还陆续收到过几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单行本。这一切，使我走近了文学。
那时的宋兴国已经是老资格的“业余作者”，全县进行文艺汇演，他是坐在评委席上的，然而，许多人都因为舞文弄墨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兴国却没有，直到十几年后他去世，他的身份仍然是农民。
可是，身为农民，他却没有一点儿农民的样子，也从来不以农民自居。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文化人，有时也像官员。无论置身于什么样的干部队伍中，都很容易让接待者误以为他是最大的领导。他的头发总是整齐油亮，浑身上下一尘不染。因为他根本就不下地，拒绝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更让许多人纳闷的是，从大队干部到公社干部，竟然都拿他没办法。为了让宋兴国下地干活，干部们可谓软硬兼施，但无一不是失败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刚过，大喇叭里突然响起了公社的广播：宋兴国下地干活儿了，正在高柳村南给麦地施氨水！广播员播完之后，革委会主任还特别发表了讲话，在一串“这个这个”之后，意思倒是能听明白：连宋兴国都下地了，我们就应该掀起一个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
那一次，宋兴国真是在全公社家喻户晓了。然而，这边广播刚完，那边他就回家了。此后是几年不再下地。
在那段日子里，他常常在城里工作，这证据就是他星期一早上骑自行车进城，星期六傍晚才回来。据说，这个馆那个馆，这个所那个所，他不知干过多少个。据我所知，是连“度量衡管理所”都干过的。他干的可是真正的“临时工”，因为没哪个单位能干长久。我想，无论什么样的单位，大概都不欢迎他，而他也不会对哪一个单位满意。所以到了后来，在家里喝茶读书，就成了他的专职。大家都说他有一个好妻子，不辞辛劳养着一个只会喝茶读书的“草包”！
后来干部们不再找他下地干活，据说是他从医院开来一张证明：宋兴国同志患有严重的X病，需要好好休养。
二
大约在1976年前后，在兴国的家里，曾经形成一个定期聚会的小群体。比较固定的成员除了他和我之外，还有高柳联中的语文老师李旋、公社文教组的负责人王廷绪。除此之外，偶尔前来的还有从南京下放到西石塔村的冯友琴。
高柳街是千年古村，五天有一个大集。似乎谁也不曾相约，只是去赶集，先到兴国家报个到，赶完集回去就坐下喝酒聊天，饭后继续喝茶聊天。那时候生活很困难，但宋家嫂子总能弄出几个菜。四个人一瓶酒，偶尔也喝两瓶。主食差不多是煎包，因为嫂子就在门外摆着摊子卖煎包。
那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半年，1976年麦收之后，我被派往西南山区的仁河水库工地，但大约两个月就能从工地回家休假一次，在家里的时间一般都超过一集。所以只要我回来，我们就要聚一次。
高柳集是个大集，集市的地形结构是一个大十字。以“桥头”为市场的中心，向西是古老的高柳街，我们称之为“街筒子”，兴国家就住“街筒子”。
他只要走出家门，以他那1米9的个子往桥头一站，南沟、北沟、东沟，千百个头顶一目了然。如果要找人，当然是容易的；何况根本不用去找，只要站在桥头等，赶集者迟早都会经过他身边。正是这个发现，使我知道每一次聚会其实都是他有意召集。
那是一个秋天，好像就是“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我从山中回到家，第二天就去高柳集。当我赶到之际，恰巧听到兴国在桥上与南沟里的李旋老师说话，请他赶完集一定要来，“新宇从山里回来了”。于是，中午大家都到了，还来了轻易不见的冯友琴。从那一天我才知道，他把我们的聚会看得很重，每一次都不像表面上那样是赶集偶然相遇。
也是那一天，我们喝完之后又去李旋老师家吃他刚做的茄子酱。之所以记得茄子酱，是因为那天从李老师家中出来，我遇见了相识的一位青岛知青。我与她相识于农业学大寨的一次会战，因为我是那次会战施工方案的制订者，所以整天守在指挥部，而她是大会战工地的广播员，也是呆呆地坐在指挥部里。于是我们相识，并有了来往。大街上相遇当然说不了多少话，但就在从李家庄回高柳街的路上，兴国说：“这个知青对你不是一般的关心，你看那眼睛！你可不要又演悲剧。”我说：“没有悲剧也没有喜剧，因为本来就没戏。”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佩服兴国的观察力。那几年，我和青岛知青似乎有缘，一个又一个，可惜都是无疾而终。兴国说：“人家看不上你，这很好！如果让人家动了心，你就应该负责任。”我们很少谈到此类内容，而这一次不但谈了许多，而且涉及做人的一些原则，我才知道兴国在两性关系上那种强烈的道德意识。
三
我要特别感谢兴国的，还有他在读书方面给我的引导。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拥有了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于是，我很快读了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中全部的小说、诗歌和杂文。当我高兴地把此事告诉兴国，他却建议我去读“后十卷”，并且说它“更值得读”。所谓“后十卷”是新印的，据说是某位大领导人为作为礼品送外国来宾，指示有关部门根据1938年版《鲁迅全集》所收入的译文重印的。
对我而言，那无疑是进入了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我不仅读到了《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等，不仅读到了《毁灭》、《竖琴》、《十月》、《死魂灵》等，还读到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美术史潮论》……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多少外国作品，因为当我开始读书的时候，“破四旧”的焚书运动已经发生过，外国作品很难找到，是鲁迅的10卷译文，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包括那些插图，特别是《近代美术史潮论》中那大量的插图，各种形态的裸体，各种风格的女士画像，对只熟悉芥子园画谱的我来说，几乎每一页都是强烈的冲击。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让我从此记住了一句话：“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而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对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置身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氛围，面对报刊上那些演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所谓文学，打开《桃色的云》，我似乎听见那个盲诗人对爱的热切呼唤，而他笔下那些花卉的议论、鸟虫的抒情，又的确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为一切弱的和美的东西而战斗”，是我从《桃色的云》中获得的一种基本立场。这立场从那时候开始，不曾再变过。
仔细想来，我的个人主义、人道情怀、文学责任意识，无疑都源自鲁迅的译作。而它的扎根生长，却有赖于与兴国的讨论。有时饭菜早已凉透，再热一热，却仍然是忘了吃。我们常常因一些话题，争得面红耳赤，如关于“无治的个人主义”，关于绥惠略夫对社会的复仇，关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等等。如今想来，那时我们离中国现实确实太远了。
从日记中寻找当年的踪迹，材料却极少。唯一记下的是我根据《桃色的云》中春子的话，把“为一切弱的和美的东西而战斗”作为写作的努力方向，而且加上了“致力于人类的解放和人性的完善”，很得意地向兴国全盘托出。没想到却遭到他一连串的质疑。他仍然坚持文学应该写理想，为人类提供希望之光，因而必需写英雄，写英雄精神。我认为他的主张毫无新意：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英雄还少吗？他说我是故意胡搅蛮缠……
1978年后，他仍然在写，却仍然没有作品拿出来。记得那已经是80年代初，在我大学毕业前夕，他到曲阜来看我，谈起伤痕文学，谈起历史反思，他有许多肯定，却也有种种不满。不满主要是“不到位”，原因是“他们还是站在某派的立场上写的”。越到后来，我越觉得他的话一语中的，只是批评界至今见不到此类论述。原因当然不难明白，占据批评园地的，也仍然是在那种立场上写作的评论家。
写到这里，我的思路已经卡壳，文章无法写下去了。剩下的只有一句话：即使噩梦醒来是早晨，也并非所有深夜里探索的人都曾在早晨亮过歌喉。有人不合潮流，是因为脚步太慢；有人不合潮流，是因为走得更远。
兴国是属于哪一类呢？也许一言难定。 |
我的朋友宋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