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磊

　　文化界有一种现象，老人们往往悔其少作。至于原因，大约有两个：其一，早年文笔粗糙，现在文字功底好，重读早年的文字则汗流浃背；其二，早年单纯、无所顾忌，什么话都敢说。可是，人总是要老的。老人家已经儿孙满堂甚或名满天下，享受着众人的崇拜，吃着信徒们奉上的冷猪肉，翻看（即使是翻一翻）早年的大白话和心里话，仍然是要汗流浃背的。

　　以上文字，写给我们同时代的文人，上一时代的文人们以及上上个时代的文人们。当然，也送给现在小朋友们和小朋友的小朋友们——他们，也是要老的哈。

　　读朱小棣的《闲读近乎勇》，看到一段关于季羡林的文字。

　　1980年代末期的一个晚上，在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的府上，朱小棣巧遇季羡林。

　　当时，这两位来得比较早。见面的时候，朱小棣就客气地恭维了一下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面对年轻人，季老坦诚布公地说了一段话。他说1949年以后自己的学术实在乏善可陈，谈不上什么成就。不仅如此，季老更谈到整个文科领域学术的发展问题，也是畅所欲言。

　　朱小棣对此颇感惊讶。想不到一个被众星拱月般捧着的文化老人，会如此推心置腹地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

　　季老的晚年，争议颇多。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他与儿子之间的种种传言，他与保姆之间的恩怨，甚至他家饲养的小乌龟都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对此，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身处一个“名人消费”以及“消费名人”成风的时代，影响力就意味着巨大的价值，意味着某种生产力的存在。季羡林晚年屡屡被消费，恐怕也绝非他的所愿。按照比较乡愿的观点，“出多大名，丢多大丑”。公众人物，哪里有什么隐私可言？

　　看了朱小棣的文字，直觉季老应该是一个心地坦然的人。或者，即使他说过某些话，仿佛也并非真的是皮里阳秋的人。

　　关于他的文字，我读到过很多。

　　比如，1940年代末期，任继愈请人吃饭，也邀请了季羡林。但是，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后者并不想去。但如果不去，就对不起自己的那张嘴，就要少吃一顿涮羊肉。为此，季羡林先跑到另外一家馆子里吃了顿羊肉，安慰了自己的嘴巴。吃完饭，他又想到：既然任老邀请了，拒绝还是不好。于是按时赴约，坐在桌子边看大家吃了一顿。

　　这个故事有意思。因为不想去，于是先去吃一顿过过嘴瘾；因为爱面子，也顾及到别人的面子，于是跑去看别人吃。

　　季羡林已经去世。后人如何评价他，那是后人的事。至于写字的我们，还是需要谨慎。毕竟，我们也是要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