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朋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在近70年间经历了悲喜两重天。前50年，他是恶名昭著的臭狗屎；而在后20年，就几为人见人爱的香饽饽了。且以两本书为例，一看究竟。

　　一本是，完稿于1945年并在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内有作于1944年的“附录”，题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全文约两万字，给曾国藩加上种种罪名，诸如“内战首魁”、“卖国能手”、“穷凶极恶罪该万死的民贼”、“反民主革命的反动典型”、“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等等。总之，恶评如潮，曾国藩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他的一生就是罪孽滔天的一生。

　　另一本，是2012年出版的袖珍本《曾国藩传》。它说，曾国藩自幼好学，刻苦努力；以“做好官”为座右铭，廉洁奉公，效忠国家；处世正直谦逊，彬彬有礼；善交名流，纳贤才、聚人脉；书生治军，为剿灭太平军屡立奇功；即在家庭生活方面，也节俭朴素，作风正派，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书中虽提及他外号“曾剃头”，有滥杀之过，但总体上说，曾国藩确为近代中国旷世难觅的忠臣孝子。他以一己之力挽大清国于倾倒，是“晚清第一风云人物”、近乎完美的“圣贤”。他的一生，堪谓“英雄”诗史般的“辉煌一生”。

　　站在历史中的曾国藩，只有一个；可在两本写他的史书里，其形象、事迹和评价，竟然判若云泥，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曾国藩。一个欲将之打入十八层地狱，犹嫌不解其恨；另一个则抬之九霄云外，仍恐不足其美。我们该信哪个曾国藩呢？

　　我不想对两本书各打五十大板。因为，前本对曾国藩一生的描绘，过于妖魔化，与史书应持的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相去太远。后本纵有瑕疵，却不失全面、客观、公正的立场。

　　问题出在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价值观之别。而其中最关键的，还在如何看待太平军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屠杀、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就成了“刽子手”、“反革命”。指曾国藩为“汉奸”显然没道理。大清朝立国已二百余年，曾国藩与吴三桂不一样，他为朝廷效命并非卖主求荣，岂可以“汉奸”论之？倘若曾国藩是“汉奸”，那么汉族官员替清朝卖力的，所在多多，他们也是“汉奸”么？倘说曾国藩为“刽子手”尚可成立，那么他的“汉奸”罪名就纯属莫须有的诬枉之词。

　　随着革命、阶级斗争渐渐淡出舞台，其对立面的曾国藩即咸鱼翻身，成了“英雄”。各种版本的文集、传记、家书，面世后都成“畅销书”。官员、学者，纷纷捧曾国藩为“楷模”。曾国藩的治学、为官、治军、做人、处世，乃至家教、家风，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对曾国藩的“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以及湘军屠城洗劫，对俘虏凌迟等残暴行为，便加以隐讳或淡化了。这也是一种片面性，而非持平之论。

　　鲁迅认为，评说人物切忌只取一点，“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面，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范文评曾国藩，便是“只取”其残酷杀人这“一点”，又加以渲染夸张，于是曾国藩只剩下“刽子手”的凶恶相。反之，隐去他杀戮的一面，“只取”其别的“一点”，曾国藩又化作了大英雄、好家长。书写、评判历史人物，必须尊重事实，顾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切勿隐善扬恶或隐恶扬善。否则即无真实可靠的信史。

　　曾国藩无疑是晚清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他留下的文化遗产颇丰，历史上备受国共两党首脑蒋介石、毛泽东的推崇。可我以为，他所开创的近代军阀专制之先河，影响恶劣，遗害不浅。临终前，他特意找来得意门生李鸿章，“以大事相托”；他一面为自己攻克天京后撤裁湘军、自毁长城而深深懊悔，一面又劝诫李鸿章千万不可像自己那样，迫于压力而削弱淮军。要而言之，手里的军队绝不能放松；有了枪杆子，什么都好办。果然，李鸿章及其北洋派系，如袁世凯、段祺瑞等，都衣钵相传，信奉“有枪就有权”的一套，大搞军阀割据。乃至后继的以蒋介石为典型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也实行变相的军阀统治。他们手中的军队总以“安内攘外”为圭臬，专用来做剪除异已、镇压百姓的工具。此等军阀专制，与现代国家的进步理念，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西哲有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尘埃中的曾国藩，昨天唱白脸、今天唱红脸，忽尔奇臭、忽尔奇香，根源不在曾国藩本人，而须到现实生活的需要中去寻找。但我坚信鲁迅所说，知人论世，应“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坟·科学史教篇》）。写史、读史的最大难点，不就在“平意求索”四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