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

　　1968年7月，我们武汉大学按照“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基层毕业分配，班上很多同学去了军垦农场，我被直接分配去湖南省邵阳县。报到后才知道被分配去邵阳县二中任教。

　　因为我是从武汉大学分配来的政治课教师，又是红卫兵革命小将，自然受到校革委会和驻校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宣传队的欢迎和信任。我除了教政治课，当班主任，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还被抽去外调。

　　我刚好工作了一学期，邵阳县就做出关于中学下放社办的决定。这个决定以吉林省某县松树小学下放（大）队办为榜样，将全县十所中学全部解散下放公社，本县籍教师回出生地公社，外地籍教师则重新分配。我初来乍到，对邵阳县很不了解，由于家在外地，要求分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于是，我被分配去和平公社中学。

　　所谓和平公社中学，实际上是一所耕读学校。校址是在离公社所在地双江口三里多地的江边隆家。这“江”就是资江，那儿可以坐机帆船，顺江而下去邵阳市，离县城塘渡口也只有十几里地，一个半小时就能走到，交通还算方便。江边隆家是石子江大队的辖地，校舍是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一座废铁厂：一栋像样的砖瓦平房的多数房间被公社的一个诊所和县锰矿公司占用；两栋泥砖房作教室，教室之间隔断作教师住房，有的还住了农民；一栋旧矿房，被用做厨房和礼堂。环绕校园的便是农民的房屋和耕地。

　　我与二中教化学的王老师一起去和平公社中学报到。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在塘渡口下车后，挑着行李来到江边隆家，学校空无一人。我们向农民打听，学校负责人肖奇阶就住在二里地远的肖家。没有落脚的地方，我们只好去找他。他热诚地留我们过节，又从家里带了几斤米，一些肉和菜，领着我们返回学校。

　　学校开始没有工友，但学生却有二三百人，还有六十多位寄宿生。我们六七位教员轮流煮饭，寄宿学生则轮流下资江挑水。

　　对我来说，既做教员，又当工友，也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不会烧煤，更不会用生铁鼎锅煮饭、我煮出来的饭，常常是三层饭：上面生，中间熟，下面黑。那时还吃定量，一大鼎锅饭煮好后，要一碗一碗地分作六七十份，分多了要减，分少了要加，就分饭这事也是够麻烦的。还有，我身体瘦弱单薄，要将那六七十人的饭鼎锅从灶上搬上搬下，也是使尽了吃奶的劲。

　　我在和平中学就这样一边教学，一边轮流煮了一年多饭，直到调入专职炊事员。

　　那时，我们不仅要做饭，种菜，还要挑煤炭。本来资江对面就有大冲煤矿，但那是地方国营，我们没有供煤指标。于是要舍近求远，到二十里远的黄土坡公社煤矿挑煤。为了这煮饭、取暖的煤炭，我同样吃了不少苦头，还闹了笑话。深秋的一天，我挑着一担大簸箕，装上八九十斤煤，本来就不显眼。路上遇大雨，粉煤被淋掉了，大筦箕里剩下的就只是几块煤块和一些煤矸石，看上去就更剌眼了。我已经是外面淋雨、里面流汗两面湿了，人困马乏，又冷又饿，可是路人还嘲笑：“你看他挑那么一点点，何晓得他的饭吃到哪里去了！”因为浑身湿透，像只落汤鸡，生怕感冒，回校后，我们立刻抱来几捆稻草，在礼堂烧了起来，烤干了衣服，还烤得我们全身出汗……

　　我在这所中学任教6年， 1974年4月调到衡阳市国营二七二厂子弟学校，后来又调到华中科技大学任教直至退休。邵阳是我人生工作第一站，许多事令我难忘，也许我以后还会写写这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