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一部好的作品，恐怕往往都需要有眼力的人首先看上它，愿为它做“嫁衣裳”。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它当时能“一炮打红”，引起轰动，就搭帮有巴金、武田泰淳、李健吾等“伯乐”的赏识。

　　曹禺写出《雷雨》时只有23岁。据他自己回忆，他从小就是一位戏剧爱好者，中学时就开始演戏。创作《雷雨》之前，他已改译过好几个剧本，也编导、演出了好几年的话剧，接触了不少中外名剧。这些都对他后来进行话剧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大约19岁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就有了创作《雷雨》的想法，但从这个想法到作品完成却先后花了五年的时间。他说：那时“我像在比赛前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作品最后完成是在1933年。随后，他便把稿本交给了正在筹办《文学季刊》的好友靳以。

　　靳以收到曹禺的剧本后，也许出于与曹禺的特殊关系，不便马上把它拿出来发表，于是把它锁进了编辑部的抽屉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向巴金提起了此事，有心的巴金便把剧本从抽屉里翻出来， 刚一过目就被吸引住了。据巴金后来回忆说：“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了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了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微少的精力。”作为《文学季刊》编委的巴金，在他看来，剧本虽出自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之手，但却是一部思想深邃、相当娴熟的作品。于是，他当即拍板，优先给予发表，并亲自对剧本文字做了细心修改和校订，把这个四幕话剧破格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当时，曹禺把这个剧本早已抛到脑后，正在忙着与毕业相关的事情，当得知它公开发表时，他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

　　戏剧与小说、诗歌、散文不同，不能仅满足于发表，如果不能搬上舞台，自然不能算圆满。《雷雨》发表数月后，一直没有化为舞台形象的消息。曹禺写《雷雨》时，当然没有想这么多，但演出无疑也是他所期盼的事。在剧本发表将近一年的时候，忽然从日本传来消息，说《雷雨》被武田泰淳、竹内好两位日本青年学者看中，将在东京组织上演。他们为《雷雨》所感动，曾带着《文学季刊》去与酷爱戏剧正在日本留学的杜萱商量，经过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一致以为“《雷雨》虽然受到欧洲古代命运悲剧和近代易卜生作品影响很大，但它还是中国的，是戏剧创作的重大收获”，主张尽快把它搬上舞台。

　　于是，杜萱邀吴天、刘汝醴一起担任导演，由邢振铎负责日文翻译，并分别由贾秉文、陈倩君、邢振铎、邢振乾、王威治、乔俊英、吴玉良、龙瑞茜担任剧中人物。1935年4月，他们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场公演。这次公演，虽说反响并不是很大，但无论从场次还是地点来看都是历史性的。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看后评论说，这部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用深夜猛烈的雷雨象征着这个阶级的崩溃，很是值得赞赏！

　　《雷雨》在日本公演之后，很快引起国内演艺界对它的关注。首先决定把《雷雨》搬上舞台的，是天津市立师范的孤松剧团。1935年8月，他们在学校礼堂举行了《雷雨》在国内的首场公演，被评论界称为一次“不凡的演出”。接着，作为专业队伍的中国旅行剧团开始排演《雷雨》，在北京中国大剧院连日上演，创下了惊人的纪录。剧团团长唐槐秋曾这样对曹禺说：“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们演了不少新戏，再没有你的《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老实说，有了这样的戏，才能把剧团维持下去。”但当他们到天津演出时，却遭遇了麻烦，当局警察以这个剧目“伤风败俗”为由进行捣乱。正好这时，李健吾写了一篇很有份量的评论发在《大公报》上，对《雷雨》大加赞赏，称“《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说是处女作，却立即抓住了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它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他赞扬“作者卖了很大的气力，这种肯卖气力的精神，值得我们推崇。这里所卖的气力，也是值得我们敬重的”。让《雷雨》很快获得了舆论的支持，为《雷雨》的进一步扩大范围的演出创造了好的环境。

　　不久，《雷雨》的影响在上海迅速扩展。特别是，中国旅行剧团到上海的演出，可谓轰动了整个上海，茅盾先生就曾以“海上惊雷雨”称赞当年的盛况。可以说，至此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上演了《雷雨》，“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进入了《雷雨》时代”。

　　看来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还是颇有些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