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士珍

　　一

　　孙健忠是当代著名作家。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健忠评传》（2008年12月）开篇是这样评价的：“他是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如果说沈从文是20世纪上半期最有成就地描绘湘西文化的作家，那么孙健忠是20世纪下半期最有成就地展示湘西文化的作家。”

　　孙健忠1938年出生于吉首，土家族，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作家，曾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湖南省作协主席。1956年发表处女作《小皮球》，著有长篇小说《醉乡》、《死街》，中短篇小说集《娜珠》、《五台山传奇》、《乡愁》、《甜甜的刺莓》、《倾斜的湘西》、《猖鬼》等，有的被国外翻译出版，有的获全国优秀作品奖。

　　我与健忠相识30余年。他的才华，他的热情、耿直、豪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比他长5岁，他称我“士珍兄”，每次出版作品，他都赠书给我，并在扉页上题字：“请士珍兄教我”，可见其谦虚。上世纪80年代末，我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朝阳花》引发一场版权官司，当时他夫人杨鹤鸣摔伤住院。为了对我的支持，他与诗人于沙主动来到怀化参加庭审，并在法庭上出示证件。但审判结果是执笔者败诉，口述者胜诉，健忠为此愤愤不平。口述者为庆贺“胜利”，在长沙宴请各方著名人物，孙健忠和于沙属于邀请之列。令人可敬的是，这两位有正义感的文人“拒请”，一点也不给对方面子。就凭这一点，我一直对健忠充满敬佩之情。每次到长沙，我都要去看望老朋友健忠先生。

　　二

　　去年春节前夕，我又来到长沙。那天，长沙下大雪，我冒着严寒来到健忠家里，他一见到我，忙拿起干毛巾拍打我身上的雪花，然后打开一瓶酒鬼酒让我喝酒驱寒，连声说：“士珍兄，您年事已高，大雪天往外面跑，不安全啊！”我说：“快过春节了，特来给你拜个早年。”我们一边喝着酒，围着火炉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在交谈中，他多次提到溆浦，提到思蒙。他说自己曾在偏远的山区思蒙小学当过老师，在当时的《溆浦报》当过记者和编辑，曾在溆浦工作过十年。他感叹地说：“溆浦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一站，是我文学起步的地方，也是我收获爱情和生儿育女的地方……”

　　1955年8月，年仅17岁的孙健忠从湘西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溆浦县。报到后，参加全县教师培训，在培训中，他认识了思蒙小学校长杨冬生。杨校长说：“你好年轻啊，愿到哪个学校去当老师？”健忠说：“我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话让杨校长好喜欢，要求县教育局把他分配到思蒙小学去。

　　当时的思蒙，山高路远，交通闭塞，不通公路，孙健忠是背着背包翻山越岭、气喘吁吁才到达的。思蒙小学建在一座山崖上，教室是破旧的木板房子，崖下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溆水河。学校共有7个老师，六男一女，都是40岁上下的年纪，只有孙健忠最小。本来有的老师瞧不起这个“嘴上没毛”的小青年，有一次他把大钟上的分针看错了，有个老师便讥讽道：“钟都不会看，怎么能当老师？”杨校长本来是很器重他的，认为他年轻，肯吃苦，经过培养和锻炼，会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优秀教师。不久校长对孙健忠有看法了，觉得这个年轻人一有时间，便痴迷地读各种文学书籍，有“不务正业”的感觉，于是安排他担任二年级的班主任。这是个“烂班”，有些学生很调皮。校长把“烂班”的班主任搁在一个17岁少年的身上，够健忠为难的了。

　　工作再难也要上。健忠白天上课，晚上改作业。正值血气方刚的他，精力旺盛，改完作业后，深更半夜还在微弱的煤油灯下读书和写作。这些自然躲不过校长的眼睛，往往走到窗前不时提醒他：“小孙，该休息了，不要写了。”健忠无奈，便索性钻进被窝里，亮着手电写呀写的。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处女作《小皮球》就是钻进被窝里写成功的，并发表在《湖南文艺》1956年第1期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孙健忠，实现了这个纯真少年走向文学的第一步。学校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个农村小学老师居然能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小皮球》发表后，接着又编入湖南省解放后第一本小说集《乡村大道》，孙健忠引起省文联的重视，邀请他到长沙参加全省青年文学创作会。会议期间，他见到了很多知名作家，开阔了眼界，大长了见识。

　　三

　　1956年5月，他被调入《溆浦报》工作，采访的足迹踏遍每个乡村。1958年初，中央鼓励干部下放锻炼，孙健忠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下放，他的要求被批准了。当时他正在与县广播站的杨鹤鸣谈恋爱，杨鹤鸣也提出申请下放。报社领导关心地说：“那你俩就把婚结了，下到农村便于安排住宿。”孙健忠是性情中人，兴奋地说：“那就放在今天晚上吧！”他立即找杨鹤鸣，小杨自然同意，热闹而简朴的婚礼就在当天晚上举行了。

　　这里有必要提到他们之间的情缘了。杨鹤鸣本是湘阴人，原在县文工团当演员，文工团解散，当时有支援湘西一说，她主动提出到湘西工作，于是分配到溆浦县文化馆，后调入广播站当播音员，不久就担任副站长、站长。

　　健忠与鹤鸣都属县文化系统，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见面，便产生了爱情。杨鹤鸣长得清秀，能歌善舞，思想进步，健忠加入共青团介绍人就是杨鹤鸣。

　　夫妻俩志同道合，后来又一同被下放到雪峰山下的沿溪公社。

　　下放中，杨鹤鸣怀了孩子。县广播站又缺人手，要她回广播站，健忠继续留在乡下。那时候，健忠与农民真正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农村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创作了一篇小说《铁山儿女》寄给《湖南文学》；编辑部认为写得很好，于是在1959年第10期作重点作品发表。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后来又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友情》一书中，读者反响热烈。

　　这时，孙健忠成了省文联重点关注的对象。为了繁荣文学创作，省文联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组，孙健忠就成了创作组一员， 1960年7月1日正式调入省文联当了专业作家。与他一起调入省文联的还有未央、谢璞、刘勇等，后来都成为文学湘军的主将。

　　孙健忠调入省文联以后，随着环境的变化，视野的开阔，创作经验日渐成熟。他创作了大量绘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其作品具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浓郁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情。在孙健忠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曾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从主题的开拓、人物的塑造、语言的生动、生活气息的浓郁，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孙健忠是继周立波、康濯、未央之后的第四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四

　　孙健忠功成名就了。但不管走到哪里，他心中永远记住一个地方——溆浦。

　　他是从溆浦起步，步入文学殿堂的。没有溆浦的这段经历，也许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正因为他对溆浦充满炽热的爱，所以他时刻关注着溆浦。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繁荣的年代，孙健忠多次来到溆浦讲学和辅导业余作者的成长。他希望溆浦在全省率先成立文联，县里很重视，于是在80年代初便成立了县文联。紧接着，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全县城乡成立了20多个文学社团，最具代表性的有“云燕”、“奔放”、“大江”，康濯、孙健忠、谢璞、未央、刘勇、彭见明、蔡测海、王以平、刘舰平等名家分别为文学社团题词。孙健忠的题词是：“存屈子英魂，发楚地雄风”，并亲自担任奔放文学社的顾问。

　　1984年10月，健忠来溆浦创作长篇小说《醉乡》。他一下火车便激情地说：“这是我灵魂的故乡，是我恋爱结婚的地方！”他到溆浦，不住宾馆、招待所，特意住在县广播站山上的木板房里——这是当年他在《溆浦报》当记者的住房，也是他与杨鹤鸣结婚的地方，更能引起他对青春岁月的怀想……

　　健忠与鹤鸣这一对恩爱夫妻本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可是老天不公，偏偏让杨鹤鸣女士于2014年患了老年痴呆症。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足不出户（出门找不到家），生活不能自理，健忠集保姆、炊事员、采购员于一身。他宁可牺牲热爱的写作，也要全心全意照顾好妻子。他完全有条件请一个保姆，他却不请，说：“我在职的时候，是鹤鸣支持我的工作和写作。我欠她的太多，现在我应该加倍偿还……”

　　一次，鹤鸣自言自语：“溆浦！溆浦！”健忠明白了，在冥冥之中，鹤鸣在心灵的某个深处还记得她工作多年的地方。健忠对儿子孙佳说了此事，孙佳说：“我也是在溆浦出生的，爸爸想溆浦，妈妈病得这么重还记得溆浦，那我开车，我们一起回溆浦看看吧！”

　　健忠高兴地说:“好，我们全家回溆浦。”

　　去年10月的一天，健忠一家来到溆浦，他多年没回溆浦了，眼前溆浦县城的变化让他眼花缭乱，分不清身在何方了。他找来找去，终于找到溆水河上的浮桥。当年他在溆浦报社工作，是经常来到浮桥上跳入溆水河洗澡的。见到久别的浮桥就找到了县城的坐标。那天来到溆浦已近黄昏，健忠不想惊动官方，也不想打扰朋友，随便找了个地方住下来，第二天就直奔思蒙。

　　当小车在思蒙小镇上停下时，健忠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来到思蒙时17岁，弹指一挥间，从青春年少到白发丛生，60年后的今天又回到思蒙。小镇上的老街还在，健忠感到熟悉又陌生。这里修建了一座小水电站，思蒙的山美、水美，类似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来到思蒙，健忠最关注的是思蒙小学，那涂着油漆的破旧木板房子还在，新建的小学在山下，三层楼房，砖木结构，比当年的思蒙小学气派多了。

　　思蒙是健忠人生工作的第一站，是他创作和发表处女作的地方，往事历历在目，时间如昨，记忆犹新。他与老伴在原思蒙小学旧址留影纪念，喃喃自语：“思蒙，我回来了。”

　　溆浦之行，满足了健忠一家人的心愿。但让他遗憾的是，因为匆忙，未能会见到溆浦的亲朋好友。

　　健忠最后对我说：“我真想在溆浦多住些日子，到时请士珍兄陪我一块去吧！”我说：“好。”

　　两人一扯就是三个多小时，告辞归来时，大雪还在漫天飞舞，但我心中充满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