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桂

　　1929年6月，孙俍工收到一个寄自岛国日本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一本名为《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中文译著。在书的扉页，写着“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  孙君请鉴   节山书”的字样。这位“节山”，就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一书的作者盐谷温。而把该书译成中文的正是孙俍工。

　　孙俍工是湖南隆回县司门前镇孙家垅村人，我国现代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文版行世，除了他和盐谷温，最感欣幸是鲁迅。

　　作为著作等身的大文豪，鲁迅一生出版了那么多的著作，而他的文朋诗友所出版的作品更是无法估量的，为什么中文版《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出版，会让他感到欣幸呢？我们读一下1936年12月14日胡适致女作家苏雪林的信，就会知道其中因由。胡适在信中说：“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原来这部译作的出版，使鲁迅得以从缠身多年的“抄袭案”中解脱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早在1925年11月份的《现代评论》第二卷第50期上， 陈源发表一篇“闲话”，题目是《剽窃与抄袭》。其中说：“我们中国的评论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是当时某些人送给鲁迅的“封号”，因为陈源没有点出鲁迅的名字，鲁迅当时并未给予回击。

　　然而，陈源见含沙射影没有触动鲁迅，便指名道姓攻击起来。他相继写了《致志摩》一文，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在《晨报副刊》，说到：“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因为点到了《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书名，鲁迅不得不做出回应。于是写了《不是信》，在1926年2月8日《语丝》上发表。文中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鲁迅虽然作了回应，但基于当时完整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还没有中文本在国内流行，国人对其全貌知之甚少，他懒得作太多的辩解。而当孙俍工的中文译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还有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日译出版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便对陈源作了猛烈的反击：“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陈源是英语教授，曾留学英国，1922年回国，经常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闲话”杂文，与鲁迅论争。他事先并没有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比对，只是听信了他人的不实之辞而对鲁迅予以攻击，所以，当鲁迅言词尖刻进行反击时，他也不好再回敬什么了。

　　事实上，1926年6月26日，盐谷温作了《关于明代小说“三言”》的演讲，说到“我前学年度在大学里讲中国小说史……看到从前著《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氏及近来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北京大学底鲁迅氏(周树人)等未曾见过的书籍……”可见盐谷本人当时已看到《史略》，并没有觉得被“剽窃”。特别是将鲁迅《史略》译成日文的，正是盐谷教授的学生松枝茂夫。倘若真有“剽窃”，他不可能不为恩师“讨还公道”。

　　鲁迅剽窃原本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没有孙俍工的译著，造谣传谣者总会大有人在，而针对他人的冤枉诽谤，鲁迅也有口难辩，莫奈其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