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校门前留影（左一为本文作者）

　　◆邢小群

　　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很想上大学

　　我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能够上大学，和我插队时被抽调到工作队有关系。公社主任兼工作队队长王宝臣，是一位正派、爱才的领导，1969年我从太原五中毕业，到山西洪洞县插队。1971年开始从知青中优先招工。王主任对我说：我不主张你去工厂，如果有提干的指标，可让你提干。我问：提了干部，做什么工作？他说做青年或妇女主任一类的工作。我对他说：《红旗》杂志登了一篇文章，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很想上大学。王主任说，那你就安心工作，等等吧。以后，无论是工厂还是其他地方招工，我都没有动心，一心等待大学的信息。

　　1971年下半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当王主任知道有关大学招生名额已经到了县上，立即让我去县里报名，并告诉我：你是咱们明姜公社推荐上大学的唯一人选。不久县里组织考试，考两项，一是政治，二是命题作文，成绩不公布。我感觉考得还不错，其实，也知道主要是靠推荐。

　　此次录取，知青很少，印象中也就两三个，其中一个上了体育系。不久我被告知，山西大学外语系录取了我，让我到县上与招生老师见面。山西大学来招生的是中文系的叶晨晖老师。叶老师见到我，问：你的档案我看了，你愿意上中文系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愿意。经过一场“文革”，很多人对学外语既恐惧，又认为没用。我非常仰慕那些外国名著的翻译家，但我知道学外语很苦，需要死记硬背，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要用上，而学中文对我来说就比较轻松了。叶老师大概看到我父亲是个作家，对我说：如果你同意，我来帮助你转系。于是，我就进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大学上下来，只考了一次

　　当时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还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在课程安排上，要求至少三分之一时间下乡下厂开门办学。

　　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悬殊。“文革”开始时，有人已是高二、高三的学生；我则刚上完初中一年级课程；还有人只学到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给我们安排了中国通史课。说不懂通史，怎能学好文学史？由原教育系的丁老先生上，期末考了一次，我得了95分。很快，工农兵学员中有人以管大学的名义反对考试。从此以后，各门课再没有考试。

　　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教我们先秦文学。当时赶上批林批孔，姚先生不能按以往文学史的线索讲，只能讲儒家怎样怎样，法家怎样怎样。好在姚先生儒、释、道、法都通，不用讲稿，讲得很活。但他的晋南口音，让我听得很费劲，课也上得糊里糊涂。

　　古典文学，诗词是重点，从诗经到唐宋诗词，讲的也不多。那时老师们还把握不好古代诗人的阶级立场。记得《诗经》选的诗多表达劳动人民的疾苦，唐宋主要讲杜甫。元杂剧基本没有讲。讲明清时，下了乡。晚清小说，一般地介绍《孽海花》、《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几部名著。

　　现代文学因为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是“文艺黑线”人物，所以只讲鲁迅。高杰老师深爱鲁迅，讲课有激情。他选取的都是比较激烈的篇章，比如《纪念刘和珍君》、《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我虽然希望多消化一些鲁迅的杂文，半年下来，还是没明白多少。

　　当代文学方面，杨雪瑞老师讲了一篇《朝霞》上的作品。外国文学，因为“资产阶级”的人性、情感太明显，只讲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要点是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性。比如，托尔斯泰本来想把安娜和玛斯洛娃写成一步步沉沦下去的“坏女人”，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作者对主人公由反感转向了同情。

　　最该生动、感性的写作课，内容更教条。大三时曹玉梅老师的选修课——学术论文的写作，反倒给我启发很大。所有的课，都没有系统，全是老师在当时意识形态许可范围的自选动作。

　　当时老师们的精神枷锁很重。只是有的老师条理清楚，声音洪亮，用词丰富，讲课气质上有吸引力；有的老师就会照着讲稿来读。有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师，上课声音如蚊子哼，谁也听不清楚他讲的是什么，自己还满头大汗。据说他是北大五五级参加中国文学史编写人之一。总之，不管老师们教得如何，反正不再有考试，同学们学得轻松，没有了心理负担。

　　我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图书馆

　　开门办学，要求把课堂放到工厂和农村。我们有些人去了太原钢铁公司，有些人被派往不同煤矿。任务是调查厂史或工人、车间的先进事迹，然后给人家写些厂史、劳模事迹等方面的材料。工厂方面似乎只是配合，没有任何期待和要求。到农村学什么？要求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上课。

　　叶晨晖老师教我们明清小说，他是个学究型老师，课讲得很生动。记得我们开门办学到了汾阳县贾家庄，劳动休息与回来的路上，他给我们讲《水浒》中的“拳打镇关西”和“倒拔垂杨柳”，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如果不是像讲故事一样地讲课，真不明白如何把课放在劳动中？真难为了任课老师。

　　看闲书时，我喜欢《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看不进去，这一点和很多男同学正好相反。回到学校，我赶紧将几本明清小说名著借出来恶补。可见，阅读，如果有好的引导，对学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叶老师是我的招生老师，对他，我总有一份感念之情。有时也到他家看看，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一团糟。他的妻子“文革”中患了精神病，女儿是他这个当爹的一手喂大。常听说他的妻子又跑了，让他四处去找。他家里的书很多，书摞上是尘土。 即使这样，我也非常敬重这类老师。

　　我们没有设外语课。到了大二慢慢意识到应该学会一门外语。又听说，日语好学，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学相约去找田希诚老师学日语。田老师是东北人，从小就会说日语。他是教我们现代汉语的老师。他欣然同意教我们。可惜，因为开门办学，我们不是下厂就是下乡，误了几次课，就没有兴趣再拾起来了。以后见到田老师，我很不好意思。

　　有意思的课很少，我就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了图书馆。尽管我比一般工农兵同学看书多一点，理解能力强一些，比如老师讲到形象、典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我都能理解，因为他们举的例子我大多看过，但上了中文系，和这个专业的要求相比，知道了自己的差距。不管学校水平怎样，老师教得怎样，自己得像个上过中文系的学生。于是我顺着古代、现代、外国的文学史线索，给自己开书单，写计划，一个月最少看完多少本书。当然，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方面的东西，知道得还是很少。那时，这方面信息比较闭塞。

　　我们成了广漠旱地唯一一片小秧苗

　　我们入校时，老师们特别欢迎，毕竟停课五六年了。一个大学，几年没有招学生，原在校生分配后，只有教职工们还在打派仗，业务都生疏了。我们的出现，使他们得以再操教业；又有莘莘学子称呼着“老师”，那种沐浴桃李的情感回来了。中文系当时在编的有六七十位教师，我们成了广漠旱地里唯一一片小秧苗，大家都很呵护。

　　一进学校，中文系就给我们分派了导师，一个10人小组能派上三四个导师。要求学生向老师请教知识；老师接受学生的帮助，改造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系总支书记明确告诉学生，有的老师历史背景很复杂，警惕不要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要发挥工农兵学员改造大学的责任。因此，我们的学习小组，又是一个互帮互学有着多重意义的小组。

　　那时老师们没有办公室，上完课就回家。同学们请教，就寻到校园中老师的家里。老师住的都很窄，讲师一级住在厨房、卧室、书房一条龙，俗称“火车皮”的房子里，大约40多平方米，没有厕所。教授们的住房本是1949年后专门盖的两三层楼房，每套约有90平方米左右，比较宽敞。但“文革”期间，教授的住房里分别塞进了两三户人家，让老教授和家人只有一间屋可住。在老师们家里，气氛亲切、自然，谈学习，也谈生活。所以，时间长了，各组学员和自己的导师混得很熟。比较成熟的大龄同学还知道帮助老师做些事情。后来我当了大学老师，师生间再也没有像工农兵学员时代既不讲功利，也不讲师道尊严的近距离接触了。

　　大学是个小社会

　　我们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招了九十多人，分甲班和乙班。记得学员中有十几个来自部队：最高的是个连级，是省军区某首长的秘书，还有一个副连级是军区里的参谋；当排长、班长、战士的都有，而军队学员一半是军干子弟。所谓工人，有那么几个，他们是“文革”时停课的老三届学生，没有下乡插队直接到工厂当了工人。此外，全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学员，我们北京知青、山西知青十几个人，算在农民之内。

　　这些人聚集在大学，谈吐气质上有很大不同，表面上大家相处得还可以，其实很快就自成团伙，毕竟共同语言多一些。我感到知青是个特殊群体：当过农民，比较理解农村同学的成长背景；对工厂来的，本就视为自己的城市同盟；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与军干子弟，都不把自己当外人。部队来的农家子弟与学员中的农村同学，自然而然地彼此认同。工农兵学员，上学期间不收学费，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父母每月给我五元钱零花。

　　大学是个小社会。社会各阶层出身的人都有。城里人比较自我，遇事爱较真；农村同学心眼儿较多，总怕被别人算计自己吃亏。也有人好像自觉不自觉总在算计别人，以求自保。我们入校时，学生少，四人一屋。记得同宿舍有一同学，在大队当过妇女主任，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因为想入党，和总支书记走得很近，经常给总支书记打小报告。有一次，她不慎把没写好的草稿一扔，让其他同学发现了。

　　我到山西大学报到的时间是1972年2月2日，1975年夏季毕业，实际学了三年半。毕业那年，省里通知说，工农兵学员，原则上从哪来回哪去。那年，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来人要招两个文字编辑，要求政治上是共产党员。我们系里推荐我，但“农影厂”不要女生。后来也曾想留校，但没弄成，最后还是回到山西临汾地区的明姜公社中学当了教师。虽不乐意，但也无奈。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上世纪60年代末到山西插队，1971年被推荐到山西大学中文系就读）